| 尊師重道不再?
今年十月,上葵涌官立中學一名中四的高才生在課室內襲擊英文老師,被裁判法院判入勞教中心。當時老師發現該學生與同學傾談,出言阻止。該學生不但不聽從,反以粗言穢語罵老師,並飛擲座椅,再衝向老師,左手握拳,凸起食指骨節錐正他的頭顱,令他暈眩。
今年八月,前教師李天養遇襲事件更引起訴訟。他
遭中二學生以硬物襲擊後腦受傷,因而患上精神病,不能再執教鞭,要求學校賠償,法庭判學校賠二百七十七萬元。
師生關係,真淪落如此﹖
師生間的衝突似乎愈來愈激烈。傳媒報道學生毆打老師的事件,時有所聞,為人師表也人人自危,要春風化雨,談何容易﹖
窮追罵老師 粗口講不停
在元朗區某中學任教的呂老師,去年被學生以粗口指罵,至今印象猶深。事緣那學生的手提電話被沒收,他多次以不禮貌的態度向呂老師要求取回,而呂老師未加理會,結果他就用粗口罵呂老師。
他一直追著呂老師,一直以粗口大罵,當時有幾個學生和老師都嘗試制止他,但不成功。後來有老師把他帶進教員室,他還是不停用粗口大聲地罵,直到呂老師向他大聲一喝「夠了吧﹗」,他才停止吵嚷,這時訓導主任也到來處理。
眾目睽睽之下被學生用粗口侮辱, 呂老師坦言非常難堪。她說﹕「當時承受很大壓力,覺得自己只是來教書,
並未有得罪那個學生,是他自己犯錯,為甚麼我要被人用粗口侮辱呢﹖」呂老師事後忍不住哭起來,對那學生心存芥蒂,不想再與他接觸。她坦言以後在工作上會避免與其他學生正面衝突。
教育署資料顯示,學生對老師有暴力行為的個案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有二十二宗﹔而由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則上升至二十七宗。
學生老師社工 各自為政
校園危機支援計劃的前線社工郭迪偉表示,在現時的教育政策下,教師工作量大,難以兼顧學生各方面需要,老師面對沉重的工作,時常為了完成教務而忽略了其他問題,未能理會學生感受。加上學生又不主動尋求協助,社工又有自己繁重的工作,結果三方面各自為政,
問題就衍生出來。
郭迪偉認為師生缺乏溝通是衝突的原因之一。他表示曾經有一對拍拖的中學生,
男生的班主任認為他們年紀太小,不宜談戀愛,於是和女生的家長會談,勸諭該女生不要繼續拍拖,結果該男生和班主任時有衝突,有一次該男生推撞桌椅,爭持中老師把他的手錶摔壞了。郭迪偉認為老師不但要教導知識,還要教學生做人的道理,同時要注意自己的態度,避免與學生發生正面的衝突。
他舉例說,曾經有一位新移民學生經常說粗口,他的中文老師送他一部錄音機,讓他錄下自己說的粗口,他知道聽粗口的滋味不好受,後來也減少了說粗口。他認為現時學校暴力問題不算嚴重,但不代表不必理會,若等事情惡化才解決就太遲了。
師生關係如跳探戈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教育及研究部理事卲家臻表示,處理師生間的衝突,就如跳探戈舞一樣,要互相遷就和配合。當學生情緒激動時,老師要冷靜﹔學生顯得不著緊,又不知自己犯錯時,老師就應該讓學生知道事情的嚴重。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認為,要培養融洽而有秩序的校園文化,必須透過現實生活和學生分享,例如舉辦「九一一反思會」,帶出暴力的可怕及和平的可貴。此外,邀請劇團到學校授課,教導學生如何通過戲劇創作表達情緒,學習與人相處,互相尊重,
他認為這樣比沉悶的說教更為有效。
教育署稱支援活動 反應熱烈
何漢權認為,教署對有問題學生的學校支援不足。當教育署知道馬鞍山潮州會館中學老師被打的事件後,應該即時作出反應。他說﹕「教育署的訓育組應派員入學校召見家長和學生,並將學生轉介,不應沒有投訴就不作出行動。」
教育署發言人回應指,基本上每一所學校都有一位區域教育服務處的學校發展主任和教育心理學家,會因應個別學校需要,主動到所屬學校提供協助。
教育署的學生訓育組為學校籌辦不同重點的專題計劃,以發展學生之正向行為及價值觀,例如建立教師積極正面思維模式的「校園Top
Teen 計劃」,反應理想。發言人稱﹕「我們沒有賣廣告,只是在網上提供活動消息,學校的反應已十分踴躍。」他指加開數班後仍然不足以應付需求。他續稱﹕「大家應建設性地實行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破壞性地從負面的角度去看工作,或是去怪責誰該負責任。」
最高補償 一億元保額
對於學校老師的安全問題,何漢權指出,學校應和保險公司協商,提高保額。但教育署發言人表示,現時教育署替學校購買的「綜合保險計劃」,每間學校每宗意外的最高補償保額為港幣一億元,已給予老師足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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