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家顧兒  
忍辱七年沉默應對

            阿蓮(化名)與少她兩歲的丈夫育有四個兒女，其中三個是他們所生，這是她第二次婚姻。自從第二個小孩出生，阿蓮始受到丈夫的粗野對待，當她拒絕丈夫的求歡，他就會發脾氣、打罵她。丈夫往往不理她的意願，小孩在場也強行與她性交；即使她身懷六甲、或是生病不便行房，她丈夫亦會強迫她口交，她說：「給他做(性交)就是老婆，不能做就不是老婆。」有幾次，他甚至用手叉著她的頸、扯她頭髮，把她的頭撞向雙層床的床板，一邊施暴，一邊以粗言辱罵她，把她打得咀也歪掉。丈夫的侵犯令阿蓮身心受創，每次也被弄至下體發炎，身體差得經期也停止。她憶及往事不禁悲慟流淚，歎道：「好難過，比陌生人強姦還要慘﹗真是想死﹗」

            丈夫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阿蓮為了四個孩子的生計，忍辱近七年。丈夫經常嘲諷她，把她比作妓女，說她「有錢你就行(願意性交)，沒錢你就不行。」有一次，阿蓮被施暴後，坐在神枱前的她下體還流著血，可是丈夫非但沒有把她送到醫院，還冷指她是「掃把星」。七年裏，阿蓮並沒有向人透露半句，即使親如表妹、姐姐都不敢說，即使說了也沒有人相信，還會質疑是否她對丈夫不忠。她慨歎：「每天老老實實的做人好辛苦﹗」

威脅求性
受虐反遭檢控 

            阿娟(化名)是新來港人士，與第二任丈夫結婚後搬到香港定居。初時阿娟為丈夫的真誠感動，希望與他建立家庭；怎料婚後發覺丈夫對性事需索無度，令她難以忍受，她轉述丈夫的話：「他說『如果不跟我做(性交)多點，我就會找外遇。』」阿娟丈夫要她模仿色情影片的方式性交，甚至要求她與丈夫的朋友做愛，阿娟拒絕則被丈夫責罵。有一次，丈夫強迫她口交，阿娟情急之際咬傷了他的生殖器，丈夫即致電母親和姐姐，令阿娟受到家姑的訓斥。當阿娟因經期或生病而不能進行性行為，丈夫即叫她到屋外睡，並說：「不能做愛的話，有老婆就似沒老婆。」令她悲痛不已。

            雖然多次報警，但警方未有發現她的苦況，反而被丈夫老實斯文的外表所蒙蔽，每次都勸阿娟息事寧人。有一次，阿娟與丈夫爭執，警方接報到場，因為她咬傷丈夫的手而起訴她，然而沒有人察覺丈夫對她的虐打，因為瘀痕在多個小時後才出現，阿娟最後被罰監禁兩天。受虐期間，阿娟從沒向社福機構求助，也沒向人透露身受的遭遇，她覺得「好醜，不敢說。」鄉里說她憔悴了許多，她就暪說是做工辛勞。她憶述：「當時壓力很大，一聽到鎖匙的聲音，整個人都好緊張，會立即裝睡，睡著會好過一點。」後來由國內來港的女兒搬至同住，阿娟因而拒絕丈夫的求歡，最後丈夫忍無可忍之下威嚇她，再不跟他性交就要斬死她們，阿娟才被迫帶著女兒遷到庇護中心。

兩性不平傳統所累  
控訴路難行

            群福婦女權益會主席廖銀鳳表示，兩性不平等的傳統觀念令社會對婚內強姦存有謬誤，她說：「當受害人跟母親或者家姑訴苦時，永遠都是聽到『男人是這樣的！你父親也是這樣對待我，你忍耐一下吧！』，卻永遠不會斥責男方。」

            她指出，女人對性沒有自主權，社會普遍認為「女人理應為男人服務」。這些錯誤價值觀令大眾對強姦存在錯誤的理解，認為只要女性檢點一點、懂得避忌的話，強姦便不會發生。她坦言：「街外強姦也難以起訴，何況時夫婦之間？」即使「婚內強姦轄免權」被取消，受害者有法可援，但卻無實際作用。她又批評執法者，認為他們的冷言冷語，往往令受害者在求助時難以忍受。

            廖銀鳳再指出，要令受害者勇於站出來控訴丈夫的暴行，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受害者必須熟悉法律，明白自己受保障的權益；第二，受害人本身要堅強，對爭取公義毫不動搖，耐得住漫長而磨人的司法程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得到身邊人的支援，特別是家人的支持。中國人「家醜不外傳」的觀念，往往令受害者在家庭方面身受極大壓力，要衝破這些倫常堡壘，談何容易。廖銀鳳慨歎：「受害人求助前已經歷了很多，為孩子為生計日夜奔波，早已筋疲力盡，再沒能力去撐過這麼多困難，根本沒可能再迫她們（上庭)。總之有好多個無奈。」

婚姻合約偏男方
強姦定義狹窄

            香港樹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趙文宗指出，香港法律視婚姻為私人合同，男女雙方均須遵守合約的條文、責任和義務。在「婚內強姦轄免權」取消前，婚姻契約在父權制度的框框下，有兩項不可改變的條件：第一，妻子已同意奉獻其身予丈夫；第二，男子可提出性交的要求。意即丈夫不理妻子的拒絕而強姦她也是無罪的。趙文宗在著作《專業系列（法律）─迷糊．情慾．法律》中提到，「與丈夫性交是妻子的義務……妻子並非獨立的法定個體，而是丈夫的女人。」這種向男性傾斜的狀態並沒有因為「婚內強姦轄免權」的取消而改變，社會並未對婚姻合約的男性本位進行審視。 

           香港人權監察主席莊耀洸進一步解釋，法律對「強姦」的定義狹窄，單指陽具進入陰道的性行為，口交、手淫、以異物插入陰道或肛門都只屬猥褻侵犯(即非禮)，最高刑罰監禁十五年，與強姦的刑期差距很大。莊耀洸指，法律的著重點是傳宗接代的問題，因為只有陽具進入陰道能導致懷孕。法律重視的是血統的純正，而非女性的感受。他坦言，在庭上，面對律師與法官的問題，例如是過去的性經驗或對是次遭遇的質疑，均使受害人感到尷尬和難受。他補充，政府可根據合理定罪機會決定是否控告施暴者，若律政司認為證據不足，或受害人並非可信和堅定，就不予起訴。莊耀洸又指出，社會上沒有足夠動力推動政府改善法律的性別歧視。政府只會當某些重大案件發生後，才會作出研究與改革。

輔導教育增資源  
為受助者開一扇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一級導師、前和諧之家總幹事王鳳儀表示，近五、六年來政府應對家庭暴力的政策有一定改善，特別在警務人員的培訓方面的確有進步。但她強調，警員的流動性很高，危機處理的培訓需要不斷更新，假如前線警員能提高敏感度，對防止家庭暴力有很大幫助。她建議，政府應改善法律制度，營造一個令受害人較舒適的、友善的聆訊環境，讓受害者可以有信心地講述受虐經過。同時，推廣對律師的專業培訓，令他們在處理強姦案件時能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件。以外國的制度為例，有專人由求助至上庭一直陪伴受害者，擔當其「戰友」。她又表示，政府應增撥資源予男性施虐者和兒童的輔導服務，並加強針對跨境婚姻的外展工作，以進一步防止家庭暴力的發生。

            王鳳儀坦言，如果家庭發生暴力，已經是一個問題。倘若受害者願意給對方一個機會，而施虐者亦肯嘗試，雙方可以透過溝通再走在一起；若不行，受害者也要離開。這不是產生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她說：「一道門不關上，另一道門不會開，要解決問題才有新開始。」

補充說明：             以上表格顯示，零九年一月至六月配偶性侵犯的舉報數字只有六宗，但前和諧之家總幹事王鳳儀表示，政府的數字與實際發生的案件數目有著很大差距。她表示，和諧之家零七年的家暴個案統計數字有六千多宗，其中一半涉及性侵犯。而群福婦女權益會主席廖銀鳳亦強調，根據經驗，性虐待、身體虐待與精神虐待總是「連環扣」般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