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曾逸虹 記者■莊婉婷 詹迪程
商會支持 無懼「成效不彰」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去年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局方會於工資保障運動推行兩年之後進行全面檢討，倘若屆時清潔和保安兩個行業少於九成僱員得到最低工資保障，運動便算「成效不彰」，政府將會著手部署立法。
本港的四大商會，有超過一萬間企業會員，但至今只有六百間企業參加工資保障運動，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接受報章訪問時批評，四大商會成員參加這個運動的效果不理想，相對全港廿五萬名低薪工人，只是杯水車薪，他要求港府重新研究是否需要立法保障最低工資。
大型公司參與率成疑
香港大型的清潔公司及保安公司包括惠康清潔滅蟲有限公司、莊臣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及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前兩者並非四大商會轄下會員，也沒明確回覆本刊記者是否會參與運動，莊臣清潔服務公司更表示從未聽過工資保障運動，富城物業管理則在截稿前仍沒有回覆。如果這些大型的清潔公司及保安公司也未必參與，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可想而知。
在尖沙咀商業大廈任職保安的馬女士，與在大角咀住宅大廈任職保安的陳先生，時薪分別只得十七點四元及十九點一元，低於「市場平均工資」（廿三至三十元），兩人的公司並非四大商會轄下會員，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公司究竟有否參與運動，不過他們皆異口同聲地表示，為怕失去工作，即使他們知道公司參與運動，而僱主並無依照約章支付工資，他們也不會舉報。
續約藉機減薪 工人叫苦
九巴外判清潔女工陳耐香，時薪比起他們還要低，不過「低處未算低」，她入職時月薪四千元，但是後來九巴更換外判清潔公司，明明工作性質及時間沒變，她的月薪卻要減至三千七百元，最近一次續約更加減至三千四百元，時薪只有約十三元，遠遠低於「市場平均工資」（二十四元），她表示實在很難維持生計，不過為了生活，只好「焗住」續約：「如不立法實行最低工資，我們只可任由僱主扣減工資，生活甚成問題！」
她聯同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及「長毛」梁國雄，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指政府多年來未有執行《行業委員會條例》，訂定機制讓各行業設立委員會，制訂合理的最低工資。入稟狀指特首拒絕執行明文法例，違反《基本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鄺志堅，曾於去年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要求特首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不過特首斷然拒絕，表示條例過時及操作性低，並不配合現時社會標準，強行使用只會面臨法律挑戰。
薪酬符合「以前」平均工資？
關於參與工資保障運動的公司實際數目，勞工處以資料仍在整理當中為由，暫時拒絕對外公布，只表示如果遇到低於「市場平均工資」的投訴時，將會加以勸籲及派發小冊子宣傳運動。
勞工處便以低於「市場平均工資」為由，拒絕刊登職位空缺，但是近日多間清潔公司表示不滿，指不少職位空缺早於運動之前已經列明薪酬，並且符合當時平均工資水平。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張建宗承諾酌情處理，恢復刊登該些空缺。
既然如此，何謂「市場平均工資」？如果所有僱主都指早於運動之前已經列明薪酬，或者剛在運動之前與工人續約，而他們以現時薪酬符合「以前」平均工資水平為由，不肯提升工人薪酬，那麼工資保障運動有何意義，又可以保障誰？
 前勞顧會僱員代表潘兆平認為歸根究底立法才能保障工人。（莊婉婷攝） |
難於業界全面實行
雖然本港四大商會已經著手聯絡轄下會員參與運動，但是前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兼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潘兆平表示：「這個運動有如君子協議，某些小型保安或清潔公司根本不是四大商會的會員，它們大可拒絕參與運動。」他又強調政府希望透過運動，提升僱主的社會責任，實屬一廂情願。
四大商會之一的香港工業總會表示，該會是商會組織，會員企業參與運動是自願性質，商會無權懲罰會員，即要是企業不願參與，就連退出商會也不需要。
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幹事李強增直接指出運動的漏洞：「不少舊式私人大廈透過業主立案法團聘請保安人員，這些僱主大可借大廈管理費不足為由，拒絕給予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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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顧會僱主代表陳鎮仁指，四大商會與僱主聯會的支持，可起帶頭作用；香港屋宇管理僱員工會幹事李強增卻指，無良僱主總有不同藉口剝削工人，實在難以監管。（莊婉婷攝） | |
運動「彈性大」
儘管保障運動成效存疑，商界仍反對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勞工顧問委員會僱主代表陳鎮仁表示：「立法實行最低工資是以行政手段，破壞自由經濟體系的供求原則，工資保障運動則兩全其美，既可解決部分僱員工資過低的問題，又可避免『一刀切』立法的流弊。」
商界認為工資保障運動彈性較大，可令那些未必能夠負擔最低工資的中小企業，避免出現財政危機。陳鎮仁指出，經濟不景時，工資制度的彈性尤其重要：「金融風暴和沙士期間，不少中小企業員工透過勞資雙方協議自願減薪或放無薪假期來共渡時艱。如果當時最低工資已經立法，很多公司便要面臨倒閉，僱員也會失業。」
商界言論似乎假設最低工資立法將令營商成本大大提高，但是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指出，根據勞工處的分析，如果最低工資設於月薪六千元的水平，將只提高勞工成本約百分之二，遠低於強積金對成本的影響。另外，最低工資的金額可由獨立委員會監察勞動市場狀況後調整，增加彈性。
「想得僱主太好心！」
對於運動的可行性，本港三大工會，包括工聯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及職工盟均表示質疑。李卓人認為，現時有些工人就連合法有薪假期的工資也拿不到，如單憑約章方式鼓勵僱主自願參與是脫離現實︰「政府想得僱主太好心！如果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僱主真的如此慷慨，政府根本不須訂立任何勞工法例。」他強調運動沒有法律約束力，假如僱主事後拒絕依照約章支付工資，僱員也「有冤無路訴」︰「運動根本無法可依，即使工人願意站出來追討賠償，也不會得到回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更直言運動一定失敗，延遲立法只會令勞工被僱主剝削的情況日益惡化。潘兆平比較贊成雙管齊下，一面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一面著手為立法作好準備：「過往經驗告訴我們，自願性質的運動往往只能維持短時間，日子一久就會失效，清潔香港運動就是個好例子。運動只有宣傳與推動風氣的作用，歸根究底立法才能保證計劃有成效。」
最低工資立法 失業率將上升？
政府對於最低工資立法採取「拖字訣」，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只是為了暫時平息勞工界的怨氣，又不必得罪商界。
反對立法者的最大理據是，最低工資立法表面上能夠保障勞工，一旦推行，年紀較大的低技術勞工或傷殘人士恐怕「飯碗不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也曾表示，如果僱主要用較高成本請人，必然會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人，那些低技術勞工就注定要失業，最低工資一旦立法，失業率勢將上升。
數據顯示失業率不受影響
李卓人反駁，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在零六年分析了二十一個成員國在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三年的數據，結果顯示最低工資對於整體失業率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另外，英國在一九九九年實施最低工資，無論是宏觀就業數據還是計量分析，皆沒證據顯示最低工資對於就業構成負面影響。李卓人建議，若有最低工資法，政府可於實施初期訂立較低的最低工資水平，減低可能的震盪，之後再慢慢調升。
對於最低工資立法將令年老勞工失業，李強增指出，目前年老勞工霸佔二、三千元薪金的清潔工作，中年人士卻失業，根本就是人力資源錯配︰「年老勞工退下來乃自然現象，政府應做的是撥款保障老人安享晚年，並且立法保障勞工，而非不斷增加資源補貼那批失業中年人士。」
李卓人也表示，如果只有低收入綜援，沒有最低工資，公帑最終只會補貼那些以低薪剝削勞工的僱主。 現時面對過低工資問題的，絕對不止保安及清潔兩個行業，零售業、飲食業、美容業、運輸業等的勞工也在吃苦，倘若兩年之後發現運動成效不彰，政府應該考慮為所有工資低於合理水平的行業，立法訂定最低工資，保障所有勞工可以有尊嚴地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