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潘文瀚表示，重新受聘的員工除了要大幅減薪外，工時也由原來的十小時增加到十二小時，外判商更取消醫療、紅假和雙糧等福利，令員工不滿。
外判商接管 月薪減近五成
黃小姐是這次百佳外判事件中被裁的員工之一。她在又一城TASTE（原本為百佳，後改名TASTE）的鮮奶部工作了七年多，月薪原為七千五百元。今年農曆新年前，百佳把整個鮮奶部外判，並以人手過剩為由把她解僱。
黃小姐曾要求調到百佳的其他部門或分店工作，但公司卻表示其他分店沒有空缺可容納她。
雖然百佳有協助黃小姐找工作，但外判商向她開出的聘用條件為月薪四千多元，或時薪十八元。身為單親媽媽的黃小姐表示：「我的前夫沒有給我贍養費，兒子又要讀書，而且還要供養我的媽媽，我的人工如何支持整個家庭？」黃小姐說，如果接受外判商的條件，扣除強積金供款後，每月只有三千多元，萬般無奈下她只好放棄外判商的工作，參加政府的再培訓課程。
人手緊絀仍裁員
「二月只有二十八天，但這個二月是最難熬的！」在百佳麵包部工作的李太（化名）在二十日內被解僱兩次：先是百佳把她解僱；外判商聘用她不夠二十天，又以部門人手過剩為由把她辭去。李太表示，自己在百佳上班半年來從未試過遲到早退，而且工作勤快，想不到會被外判商解僱。
她憶述被解僱當天早上，外判商還發給她一個新的員工證，豈料下午放工後上司卻對她說：「你明天不用上班了。」當時，她完全不懂得反應，只好躲在休息室內大哭。
李太投訴百佳只顧節省人手，寧可裁員也不把她調去人手緊絀的部門：「之前過期罐頭問題嚴重，要從生果部抽調人手去處理，有些同事更因此累積假期多達二十多天。」對於百佳的做法，她慨歎：「我覺得佢（百佳）刻薄，好過分！」
在將軍澳新都城的百佳鮮魚部工作了七年的陳小姐於去年十一月被裁。陳小姐憶述，公司要將魚檔外判，給她兩個選擇：一是調去菜檔，或是自行辭工。她向公司表示，自己沒有做錯事，不會辭工，但她也不懂得做菜檔的工作：「我已四十多歲，要重新再學（新攤檔的工作），怎會學得懂！」於是陳小姐要求百佳遣散她。最後百佳賠償了六萬多元的遣散費，但她就不能取回百佳為她供的公積金。
自己錢遣散自己
根據勞工法例，若僱員同時享有遣散費及公積金，則由公司供的那份公積金可以抵銷遣散費。
陳小姐指出，只可於遣散費與公積金之間二取其一的做法不公道：「不是我自己犯錯，是公司遣散我，但卻用我的公積金來支付遣散費，等於用我的錢遣散自己！」她因長期劏魚而患有「網球肘」（外側骨膜及肌腱因受傷引起的發炎），更擔心退休後的生活：「六萬元不能『食過世』呀！」
黃小姐在這次裁員潮中則得到五萬四百元遣散費，其中三萬四千元為百佳為她供的公積金。她說，從人道主義來講，百佳太過無情，公積金原本就是她的錢，根本不應該用來抵銷遣散費。
百佳公共關係經理彭秀群強調，百佳已根據勞工法例賠償予受影響的員工。但潘文瀚認為，百佳以公積金供款抵銷遣散費的做法，雖然已依據勞工法例而行，卻違反遊戲規則：「大公司裁員時都會給員工豐厚的補償，過去『和記』裁員時，也有發放額外賠償。百佳作為全港最大的超市集團，在有盈利的情況下，理應作出合理的承擔。可惜和記黃埔旗下的百佳卻「計到盡」，成為少數只根據勞工法例補償員工的上市企業，為香港大企業開極壞的先例。」
潘文瀚無奈地表示，由於百佳並無違反法例，儘管他們收到近一百五十宗投訴，工會對此也無能為力，唯一可以做的只有向百佳抗議，希望通過社會壓力為員工爭取更多權益：「百佳外判裁員，不再對員工提供各種福利，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行為。百佳有責任要求外判商提高工資，降低工時，給予員工更好的待遇。」
企業賺錢須符合道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黃洪指出，超市行業競爭愈趨激烈，分店與分店間也有營業上的比較，將櫃位外判，是將經營壓力放在外判商身上，令企業管理更靈活：「若某櫃位的營業額不理想，百佳可隨時撤換外判商，且不需要向有關員工負責，可減低管理的成本。」
但黃洪指出，外判制度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公司外判部分部門，然後由外判商重新聘請解僱的員工，雖然員工做同一份工作，前後相比卻是工資下降，工時增加。低技術勞工的薪酬愈來愈低，貧富差異因而愈來愈嚴重。在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賺錢並不是唯一目標：「錢要賺，但賺錢之餘也要符合企業道德，若那些錢是從壓搾或剝削工人而得來，就是一件不公義的事！」黃洪建議，長遠而言政府應就「最高工資，最低工時」立法，避免工人再受剝削，可是在僱主反對，政府沒意願推行的情況下，修改法例仍是十分困難。
百佳難以承諾不再外判
百佳公關經理彭秀群表示，百佳作為一個商業機構，會定期檢討運作模式和架構，以提高效率。為了進一步保障員工的權益，超市已向外判商列出指引，要求他們在聘請員工時必須嚴格遵守有關勞工法例。同時百佳設立一套監察機制，定期監察外判商的運作情況。當被問到百佳未來會否有第二輪外判時，彭秀群表示，不會評估公司未來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