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戰士踏政治舞台
張錦雄
編輯|高蕙芹 記者｜鄧淑佩 陸可欣 攝影|高蕙芹
七一前，傳媒認識張錦雄，因為他是性小眾組織香港彩虹的創辦人，遊行時有份把他前度男友陳諾爾（Tommy仔）綁於中區警署的大閘上，以抗議警方掃蕩性虐待表演商店，又曾和女同志「合作」結婚，以爭取與異性戀者享有相同的法律權利。七一後，記者們認識張錦雄，不單因為他闖教堂抗議<<公教報>>發表反對同性戀言論，還因為他是二零零三年旺角南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支聯會常委、七一人民批創會成員、民主救港力量執行委員。
多重身份 源於七一
張錦雄由同志領袖，變成多個組織的委員，一切要從七一說起。「七一遊行後，我和一大班來自不同組織如前線、青年公社的年輕人成立七一人民批，希望建立一個能讓青年人發聲的平台，讓他們發表對政策的意見。」
人民批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由三位年輕人出戰零三年區議會選舉，旺角南的議席由張錦雄競逐。雖然敗給對手，張錦雄的生活卻愈來愈忙碌。「未有人民批之前，我只是支聯會的義工、彩虹的成員，但有了人民批後，別人開始認為我是可以出來開會的、可以搞活動的、可以做一些籌備工作的，每個會都要求我投入多一些。」
其實，三十歲的張錦雄，除了以上一大堆名銜，還有一個身分﹔學生。去年九月他重返校園，在香港城市大學社工系修讀副學士兼讀課程。
創立彩虹 服務同志
闊別校園九年，張錦雄重拾課本原來是為了重振香港彩虹。
v香港彩虹在一九九八年成立，當時三位搞手認為當時的同志組織的服務對象過於局限，所以便成立香港彩虹，希望打破這局面，「當時我、陳諾爾和他的同學各自參加了不同的同志組織，我們都認為它們的工作有不足的地方，服務對象多數是中產的男同性戀者，我們希望辦多些基層同志、女同志可以參加的活動，也希望關心喜歡性虐待或易服的性小眾，當時彩虹的活動被傳媒報道過後，會員的數目日漸增加，張錦雄於是決定全職搞彩虹，「我們開了很多中學生小組，又要接聽熱線和擔任電台節目的嘉賓，組織的發展很快。我又要返工，又要搞彩虹，根本兼顧不來，所以我把工作辭了，生計主要靠做臨時演員等散工支持。」
然而，今天彩虹正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彩虹三、四年前人手好充足，有中學生有大專生，但後來，義工開始畢業了，為了工作，不想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義工由當時的二十多人減少至現在的三四個。」
同志在社會上的空間愈來愈大，對彩虹的所辦的聯誼活動需求下降，彩虹缺乏經費，就連會址也關門大吉，張錦雄仍然不改堅持﹕「我不想放棄，希望有天能重開中心，再服務基層。」張錦雄決定修讀社工﹔「我想培訓自己，受過社工培訓，才能培訓出能輔導會員的義工。」
雖然彩虹的工作愈來愈少，但張錦雄自從成為了多個議政組織的常委、幹事後，常常要在晚上開會，無法兼任全職工作。做服務業，如售貨員、侍應等，一定會撞晚上開會的時間。找文職工作，又難以向人交代自己的工作經驗，「說自己在彩虹當了六年義工，人家未必接受。」結果，他繼續選擇社運，放棄全職工作。
為了社運 捉襟見肘
只靠打散工，張錦雄常常入不敷支，他的收入只夠支付三分之二的生活費，三個月前，他窮得要把手上戴著、妹妹送的戒指典當才有錢吃飯。「通常我的收入只有三千多元，交租便要一千六百五十元。」
張錦雄常要為會務奔馳，有時甚至忙得沒有私人時間，「我已足足一個月沒回家探望家人了﹗究竟我應該去開會，和戰友討論我們年宵時該賣甚麼、如何搞公投，還是回家見家人呢﹖好掙扎﹗有一次我回到家中，才知道媽媽曾入過醫院。我問自己﹕我究竟是不是她的兒子﹖為甚麼連她入了醫院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張錦雄有時間了，卻又會不敢返家。「一家人聚在一起，通常都會打麻雀，如果我輸了，沒有錢給，便會令家人擔心。」
家人從來不會向張錦雄施加壓力，父母不會問張錦雄拿生活費。張錦雄身邊的朋友，在他經濟有困難的時候，更會主動請他吃飯、借錢給他。
身邊友好 經濟支援
張錦雄每星期都會把自己的週記電郵給自己的朋友，朋友看到他經濟拮据，有時會給他金錢支援。
支聯會有個女義工，用了七百元替他的電腦購買新零件，令他可以替支聯會製作有關六四的DVD，賺取收入。然而，他說﹕「她從來沒打算追我還錢。」
聖誕的時候，張錦雄收到一張沒有署名的聖誕卡，裏面夾著兩張五百元，訪問前幾天，他沒錢開飯，戶口又突然多了二千元。
對於朋友的幫忙，張錦雄有時會覺得受之有愧，「我的電郵其實發放了好多負能量，有時收到朋友回覆的電郵，會發現原來別人的生活也很困難，我會問自己，別人也困難、也辛苦，他們沒有說出來，我為甚麼不能堅強一些，支撐多一會﹖」
張錦雄說自己的性格抑鬱，如果不能把經歷與人分享，會感到好辛苦，「我的堅持是來自我身邊的人，如果身邊沒有人支持我，可能我一早就放棄了。」
有人對張錦雄的工作表示認同，有人則認為張錦雄不事生產，疏遠了他，「社運界裏有些朋友背我而去，他們認為我沒有上進心，不聽勸告，總是不去找工做。」張錦雄說。
他明白自己的選擇未必所有人會認同，別人看完我這個專訪後，究竟會認為我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還是會認為我是一個很負面的的見證，竟然有人搞社會運動搞成這樣子﹖」
渴望平衡 理想現實
他曾想過假如真的無錢交租，會攜背囊到球場露宿，也想過若能基本生活無憂，會更有動力做義務工作，「華叔（司徒華）說過，世上沒幾個長毛，很難全職做社會運動。」
零三年區選，對張錦雄來說，是平衡理想與現實的一個機會。「當時參選有一半是為了彩虹，如果我當選了，每個月便有萬多元人工，可以拿一部分出來作為彩虹的經費。」既可支持彩虹，又可以做張錦雄認為有意義的工作，當區議員對張錦雄來說，原本是不錯的選擇。
可惜，張錦雄未能如願，事後反省，張錦雄認為自己實在太任性。「選舉時我曾因宣傳的問題跟助選團吵架，我關了電話三天令助選團找不到我，弄得他們很焦急。」
選舉也令張錦雄更認識自己，「一直以來，我是香港少數出得鏡的同志，我覺得我自己形象沒有問題，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但選舉的時候，我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也很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我看到對手的助選團成員問為我助選的妹妹、姐姐和姐夫『你是不是他那種人啊﹖你為甚麼幫這個變態佬啊』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好難受，所以投票當日我有兩小時躲起來哭而沒有去拉票。」
裝備自己 再戰區選
區選落敗令張錦雄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選修社工課程，除了為救彩虹，張錦雄也希望能裝備自己﹕「如果選民覺得這個人雖然上屆落敗但他很有誠意，今屆是裝備好了才參選, 零三年輸掉的三百票便會回來了。」
張錦雄更希望邊讀書，邊爭取工作經驗，「我這星期見了兩份工，一份是民主派議員辦事處的職員，另一份在非牟利組織工作。他們較了解我背景，若要請假，或因要到學校演講要遲上班，會較容易遷就。」
張錦雄認為政治是社會運動的延續，「在彩虹的時候，我接觸很多個案，雖然我很想幫他們，但我發覺自己的資源和能力有限, 有時即使有了資源，要是制度不變其實也沒用。」於是他參加多個議政團體，希望靠政治力量去幫助弱勢社群，並從中學習組織技巧。
他現時滿腹大計，究竟這位社運戰士最終是否能否踏上政治舞台、走入建制﹖下次區選或會揭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