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虹以小見大
記者□區穎琳 編輯□許澤燕
去年七月一日，五十萬名香港人上街遊行，
張虹和她的攝影師拍檔也在其中。
五十萬人抱著自己的信念與訴求，
張虹也一樣，卻又有點不同﹕
她要用紀錄片將真實紀錄下來，
讓自己、也讓觀眾看真社會。
中環一棟六層高舊樓的頂樓，一間小小的、陳設簡單的房間裏放著三台電腦以及數台剪接用的器材。這裏，是張虹的工作室。由張虹在九九年開拍的個人第一部紀錄片《看不見的女人》，到最新一齣，紀錄去年七一大遊行的《七月》，總共六部作品都是在這裏出品。小小的工作室拍出了香港的大時代。
直接拍攝手法
張虹採用「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手法拍攝，即導演不會介入拍攝過程，片中沒有任何訪問、對白或配樂，講求客觀地記錄事件。
她的紀錄片《中學》播出後，引起了極大的回響。「當初拍攝《中學》的時候，朋友都跟我說這題材沒人會看，因為人人都讀過中學，大家都知道中學裏所發生的事。但影片播出後，很多人都發現自己先前並不了解中學真正的情形。」她發現，許多東西，大家都以為自己知道，但其實只是一知半解。
《中學》記述兩間 Band 1中學（英華和聖傑靈）的日常情況，在藝術中心和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超過40場，吸引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觀看，當中引起教育界很多討論﹕為甚麼學生在上家政課前必須懂得「鑊鏟」的英文串法﹖為甚麼學生必須把體育上衣塞進褲子裏﹖名校學生可不可以在籌款演唱會上尖叫﹖
要當「第三者」
拍攝紀錄片時張虹把自己視作「第三者」﹕「拍攝《中學》時鏡頭不會放在學生的位置去看老師，也不會放在老師的位置去看學生，鏡頭通常是固定地放在一旁，以第三者的角度觀看事情。」
她喜歡透過拍攝去尋找自己的答案﹕「拍攝的時候，等同我與攝影機同步去探索事件的內情。」她享受那種未知的探索感覺﹕「像拍攝《中學》，事前我只知道學生會上堂，不知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攝影機就是我的眼睛，我看到甚麼，觀眾就看到甚麼。」
「我的電影，給自己看，也給觀眾看。」張虹這樣道。
她坦言電影都是主觀的，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同樣的片段給十個不同的導演去剪輯，會出現十個不同的版本。我只想在主觀中用比較客觀的方法表達，在剪輯過程中刻意不反映個人的意見、性格和喜好，我拿到多少便給多少，我想給觀眾自由去決定要怎樣去詮釋影片。」
精采鏡頭是多數導演都不會錯過的，但這並不是她所要求的﹕「《中學》試片時，本來有一段片段記錄一個體形肥胖的同學在午膳時把碟子舔得一乾二淨，當時大家都看得哈哈大笑，但由於在學校內，這樣的學生不多，故最終我把這鏡頭刪去。」
在《中學》裡，有沉悶的、也有精采的課堂﹕「我看到的就是這樣。」張虹說﹕「我重視的是片段有沒有代表性，而非是否精采。」四十分鐘的課堂，她會全錄下來，剪接時，就把片段按比例濃縮，如實反映學生上課的情形。
「我的紀錄片裏沒有甚麼特別要表達的訊息，我不是那派別的人。」她強調拍攝紀錄片的目的並非期望改變社會，只是希望能引起觀眾思考和討論﹕「我不喜歡說教的電影，我只是單純地拍自己想看、想知道的事物，然後等大家看完後再看看有甚麼可以討論。」
用紀錄片關心社會
她笑言自己拍的是「小小的紀錄片」，而社會上存在的是「大大的問題」﹕「我當然不會奢望可以藉著一部電影去改善社會，因為任何社會問題都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我的電影只可以說是長期鬥爭的一小部分。」
獲得第八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公開組金獎及大獎的《平安米》描述在慈雲山球場舉行的盂蘭節派米活動，警方曾借用此片在黃大仙區議會的會議上播放，反映活動存在的問題，成功令其中一間慈善機構作出了改善﹔《中學》也引來教育界反思名校教育的模式。
張虹認為她的角色只是點起火頭，希望能喚起關注，集合力量去改善社會﹕「我覺得拍攝紀錄片是其中一個關心社會的做法，只要能帶起討論，已經是一件好事。」
當張虹遇上坂本龍一
張虹拍紀錄片，其實很偶然。
在樹仁學院畢業後兩年，她原本計劃到加拿大中部進修傳播理論。離港前，她在電影節中看了坂本龍一與大衛寶兒 (David Bowie)合演的電影《戰場上的聖誕快樂》﹕「電影講述二次世界大戰時，由坂本龍一飾演的日本軍官愛上了由大衛寶兒 (David Bowie)飾演的美國戰俘。那時心想﹕『我竟能明白電影中所描述的，兩個男人之間的感情』，我覺得電影很厲害，很有感染力。從那時開始，我便希望可以拍攝電影。」
這齣電影令本來對電影沒有甚麼感覺的張虹赫然意識到電影的力量，電影的主題曲也深深打動了她，成為令她留在滿地可的一個觸發點。
升學前，張虹應朋友之邀先前往加拿大滿地可度聖誕，竟對它一見鍾情。她說﹕「我喜歡滿地可那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感覺。滿地可有許多法裔人，受法國文化影響很深，建築物都很美，整個地方的氣氛很悠閒，給我很舒服的感覺。」
「記得有一次，在滿地可一間餐廳聽到由坂本龍一主唱的《戰場上的聖誕快樂》主題曲。我很喜歡這首歌，在香港很少人會播放這類非主流的歌曲。那時心想﹕『這裏竟播放我心愛的歌曲，這個地方真適合我﹗』」就在這一刻，張虹決定留在滿地可。
滿地可在加拿大東岸，與張虹原本打算入讀，在中部的大學相距五、六小時的機程。最後她選擇在滿地可一間英文大學修讀英文，她得重新辦理入學手續。但過了不久，她發現自己選錯了不太認識的英國文學，於是又再轉科﹕「讀了一個學期後發現學校原來有電影系，加上當時認識了一些拍電影的朋友，令我對電影的興趣大增，便決定改修電影了。」
拍攝純為好玩
九四年回港後，張虹先後做過場記、撰寫影評、教授電影課程等工作。二零零零年，張虹在一間外資銀行當翻譯，月入數萬元。
但張虹最終放棄了這份在一般人眼中較為穩定的工作，選擇了拍攝紀錄片，原因是﹕「怕悶﹗」
她把外資銀行形容為「工廠」﹕「『工廠』裏的工作由誰人擔任都一樣，做久了，人會變得不懂思考，變得呆滯﹔創作就完全不同了，讓事情由零變有，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拍電影，每一部都是不同的經歷，我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作力，很好玩。」
當時家人無法理解她的想法，對她這個決定也有微言，但這阻不了她﹕「我深信人生不應只是向錢看，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比有錢更幸福快樂。」
興趣最重要
張虹本打算拍攝劇情片﹕「一般讀電影的人都想拍劇情片，因這是電影的主流。我是個張愛玲迷，也想過要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其後她的意向有所轉變﹕「可能因為人長大了，對社會事務更感興趣，而且感到自己很無知，很多事情也不了解，拍攝紀錄片可以讓我看到更多。」
張虹發現香港有很多紀錄片的題材沒人開拍，她不想浪費這些題材﹕「紀錄片的題材在香港『成街都係』，像為甚麼老人要以拾紙皮維生﹖由菲律賓家庭傭工照顧的孩子跟其他孩子有甚麼不同﹖近日在街上多了的乞丐是不是香港人﹖這些都是很好的題材。」
她選材會以興趣為先﹕「我拍攝紀錄片，從不考慮觀眾的喜好，也沒甚麼使命感，純粹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題材去拍攝。」張虹笑言自己很「八卦」﹕「我覺得我要知道、要學習的事太多了，我希望盡可能知多一點。」
最大困難﹕「無錢」
問張虹拍攝紀錄片面對的最大問題，她說﹕「沒錢。」答得非常乾脆﹕「雖然製作紀錄片的花費比故事片便宜很多，但工作人員的工資、器材的購買和保養，攝影師與我的日常開支，單靠票房收入是不可能維持得到的。」
所以張虹除了出售作品的版權和把作品製成光碟發行去籌集資金外，還要到處尋找資助。「要是真的不夠，我會向家人或朋友借錢，幸而一些電影業界的朋友明白我的苦況，會主動伸出援手。但始終只有成功賣片才可以長期解決資金問題。」
紀錄片缺乏觀眾是一大問題，但張虹最近兩套作品﹕《中學》和《七月》，均能引來各界的討論，這讓她感到欣慰﹕「很高興我的觀眾雖然不算多，但不是沒有。我明白觀眾群是需要一段長時間來培養的，現在的情況比我想像中的理想多了。」
張虹希望一直拍下去，直至沒有題材。她現正準備下一部作品──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
|
|
|
|
|
|
|
|
張虹(右)在教育沙龍中與教育界人士一同分享《中學》的片段。(區穎琳攝)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