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生﹕
需要發言的時候，我一定會出聲﹗
記者□吳婷婷 楊琬婷 編輯□莫翠茵
在基本法廿三條的立法問題上，公眾因梁家傑的敢言和大膽作風而對大律師公會印象深刻，但似乎對陳景生這名字很陌生。這位繼梁家傑後的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原來就是代表王廷歆勝出龔如心爭產案的資深大律師。
上任以來，陳景生雖早被公認作風低調，但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卻絕不退縮，表明一定會出聲﹔他又強調絕不會公開私人生活，但對風水學的興趣卻偏偏成為傳媒焦點。
有關廿三條立法的爭拗不斷，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不但上街示威和參與城市論壇的激辯，更與其他大律師走上街頭派傳單，希望市民關心廿三條的問題。一下子，形象一向高高在上的大律師與市民之間的距離拉近不少。當彷彿成為新一代「人民喉舌」的梁家傑任期屆滿之際，作風低調的陳景生接棒成為新主席，而公眾難免會擔心大律師公會敢言的作風會否從此改變。對此，陳景生一上任即指出﹕「每一個人做事的風格都不同。」他不會將公會定為政府的反對派，但也明言﹕「將來在有需要發言的時候，我一定會出聲。」
繼續就廿三條發表意見
「大律師公會就廿三條已發表一份立場書，並經過公會理事會同意才制訂，而我和梁家傑都是按這份意見書發表意見。」陳景生指出，他與梁家傑在廿三條上的態度並沒有分歧。
雖然立場一致，但相比梁家傑的大聲疾呼，被同行形容說話時「陰聲細氣」的陳景生的確比較低調。「高低調與否要視乎客觀條件而定，我不會為高調而高調，或為低調而低調。」但梁家傑卻曾對此笑言﹕「看他能低調多久﹗」
果然不出梁家傑所料。上月立法會就《基本法》廿三條藍紙草案舉行了兩場聽證會，又規定每個參與團體只能發言五分鐘。陳景生對此曾笑言﹕「我發表的意見會很詳細，不要霸佔別人那麼多時間。」
最終，大律師公會認為舉行兩次聽證會的安排倉促及作用有限，因此未有出席。陳景生更公開指出﹕「法律不是數人頭、鬥舉手，一人叫一邊來看哪邊較大聲。」
真理愈辯愈明
陳景生打過無數官司，代表王廷歆打贏龔如心的官司更備受矚目。被問及是否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時，陳景生斬釘截鐵地說﹕「信﹗」但他解釋，在法律制度的層面，事實上存在機會讓有罪的人得以開脫。他舉例﹕「有些案件須在六個月內起訴，如果遲了，利益難道不是歸於被告嗎﹖又例如部分嚴重罪行需要律政司的同意書才可提出起訴，若同意書出現問題又可成為辯護的理由，屬於技術性擊倒，而這並不存在公平與否或任何道德問題。」
陳景生強調法律有其本身機制﹕「假如法例要求舉證被告符合所有條件才能把他入罪，那些條件便缺一不可，這就是法治精神之一。」
事實上，大律師經常為犯罪者盡力抗辯，陳景生對此表示﹕「作為大律師不會先認定一個人有罪，是『衰人』。如法律上不能成功證明被告有罪，他就是無罪。即使在辯證有罪與否的過程中出錯，你又憑甚麼證據把他入罪﹖」
執業多年的陳景生表示，未必每位客人都會對律師坦白，但仍可輕易發現客人提供的資料根本不合邏輯，而他也會直接向客人指出﹕「沒有人會相信這套故事。」
縱使遇上不誠實的客人，但身為資深大律師的他在替代表一方出庭時，卻從不疑惑﹕「個人是否相信或同意客人的說話是一回事，但我們的責任是在合法及合乎專業守則的情況下，為客人爭取最好的效果。」
理性看風水
陳景生一貫作風低調，但由於身為大律師，卻喜歡研究風水，這就成為傳媒的焦點。
對此，陳景生不願多談﹕「其實我從未刻意表示我喜歡研究風水，真不明白為何傳媒會知道和這般注意，但我也不會因此而隱瞞或否認。」
事實上，記者一步進陳景生的辦公室，眼中所見的盡是紅色和金色﹕鮮紅色的地毯、紅金色間條的窗簾布、金色的紙巾盒和廢紙箱、金佛像的擺設，還有那幾本在堆滿法律典籍的書櫃中，顯得分外突出的通勝。
陳景生雖一再強調他對風水的興趣根本與工作無關，因此不希望大眾以此為焦點，但他也承認自己有興趣研究風水學﹕「即使算到自己好運，也不能坐著等錢從天上掉下來﹔算到不好，也不能不繼續生活。但當然，知道自己的命，少了心理負擔，也是開心的。」
研究風水約二十年的陳景生，與風水結緣是始於刊在報章上的風水興趣班廣告。在報讀為期三個月的興趣班結束後，他跟隨另一位師父學習，常與一眾師兄弟在周日行山，更跟隨師父到內地「實地風水考察」。陳景生不願說出師父是誰，卻坦言風水技藝自師父離世已生疏不少，但仍會幫朋友擇婚嫁日子或開工時辰等，更透露有不少志同道合的行家﹕「大律師一行很多人信風水，多得讓你驚訝﹗」
風水等占卦學問似乎跟大律師的理性形象格格不入，可是陳景生認為並無不妥﹕「我當然不會擇日子出庭，這會影響工作，但有些事卻無傷大雅。例如知道了把書桌放在東面會好些，既然書桌放在東面或西面都不會構成大影響，那為何不放在東面呢﹖」
陳景生一再重申自己不迷信，是理性地看風水﹕「例如布置辦公室，除了要在風水及設計上達到最理想外，也受著客觀的建築環境影響。」他又一再強調不會把風水和工作拉上關係﹕「究竟風水與工作兩者有何關係，我到現在還未找到相連點。」
公私分明
對於風水，他雖表示不願多談，卻不知不覺說了許多。但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話題，陳景生始終不肯多說半句。「我從來都不會將工作帶回家，也不會公開家中電話號碼和在家中接聽有關工作的來電，因為工作和私人時間要分得清清楚楚。」而陳景生最終都只肯透露跟太太在中學時代相識，在一九八一年結婚，育一對十三歲的龍鳳胎。
至於成為大律師，陳景生認為一切都是巧合﹕「由於以往必須到外國才能修讀法律及考取執業資格，而當時的家庭環境根本不容許我到外地留學，所以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大律師。」但就在陳景生報考大學那年，即一九六九年，香港大學開辦法律課程。從未夢想當大律師的陳景生，就在不知是巧合還是幸運之神的庇佑下走上大律師的路途。
然而，由於香港的法律課程在當時尚未被國際承認，故始終都要到外國留學和考取執業資格。陳景生憶述﹕「當時沒有人知道怎樣才能在港畢業後當大律師，前景沒有任何保證。」因此，身邊的同學包括今日同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及前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湯家驊等，都紛紛報考外國大學，而陳景生也抱著「人報我又報」的心態試一試。即使再沒把握，幸運之神仍然眷顧陳景生，讓他成功得到「柏納基獎學金」，到英國倫敦大學修讀法律課程及考獲大律師執業資格。
留學期間，陳景生也吃過苦頭。「我在英國實習時多負責簡單的案件，有次為一宗不小心駕駛的案件而到偏遠地方出庭，並需先乘火車再轉乘巴士，酬勞卻只有七磅半，只能應付當天的車費和膳食支出。」
他在英國的生活也盡量節儉﹕「一年只有數次因一些慶祝活動而到唐人街吃頓飯，平日花十多便士便是一餐。」憶起當年的留學生涯，陳景生嚴肅的臉上露出難得一見的微笑。
一生幸運
學成回港後，陳景生即進入了不少人夢寐以求的大律師行工作，到今天不但成為資深大律師，更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回顧一生，陳景生說﹕「上天真的對我不薄。」接著再多沉吟片刻，認真地搜索適當的字詞來形容這份幸運，最後一字一句吐出﹕「我不認為還可期待有更好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
雖然上任後要花一半時間處理會務，案件接少了，收入也減少，但他仍樂於接受這個挑戰﹕「身在這個行業，應該在能力許可下為這行出力。」
後記
在短短一個訪問中，陳景生處處表現謹慎，對私人或敏感話題均定下明確界線﹕家庭?「我不想講。」誰是你的風水師父?「請不要訪問我這個。」其他大律師在風水學方面有甚麼研究﹖「我不知他們是否願意透露。」
無論記者怎樣鍥而不捨地追問和不斷改變發問的形式，仍難以衝破陳景生就問題所定下的界線。面對立場如此「堅定不移」的受訪者，記者只能無奈歎一句﹕「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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