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醫扶貧
陳思堂
一九九五年香港宣明會總幹事倪貢明被控非禮女教友，引咎辭職，事件轟動整個香港。宣明會的誠信立時滑至谷底。
一位生活富足的資深腦外科醫生陳思堂卻選擇在此時臨危受命，接任總幹事一職。他推出開源節流的方案，整頓組織架構。
二零零二年宣明會的捐款人數過萬，投入內地扶貧工作的人手由二十多人增至三百五十人。
轉職這個決定，陳思堂考慮了半年。終於在一九九六年，他放下手術刀，接手當時只有二十多名員工的中國宣明會，發展尚未成形的內地扶貧工作。
怎料，上班第一天，宣明會辦公室內擠滿了為前任總幹事倪貢明性醜聞事件而來的記者
。（倪貢明牧師在九五年十一月被控非禮前下屬，女事主稱被強吻和撫摸，轟動一時，其後倪被判非禮罪名成立，罰款八千元及留案底。）這段期間，傳媒對宣明會一沉百踩，機構的誠信一落千丈。陳思堂剎時成了傳媒追訪的對象。
第一個難關
甫上場，他就要收拾這爛攤子。對外，他要面對傳媒的攻擊﹔對內，他要面對捐助者的質詢和善款下降的壓力，但他沒有沮喪，反視之為他上任的好時機﹕「沒有任何情況可以比宣明會當時更壞，往後我們只會做得更好。或許這正是推出改革措施的好時機。」他滿腹計劃。
藉著這次危機，陳思堂推出開源節流方案，凍結二十多個即時空缺，把工作外判，減少人手﹔又放棄接辦餐舞會和賣旗等低效益的籌款活動，以尋找長期捐助者為目標，推出「每日七元」的助養計劃等。
六年半後的今天，宣明會捐款人數由九六年的四位數增至五位數﹔放在中國扶貧計劃的預算達一千萬美元﹔中國宣明會由只有二十多人擴展成有三百五十名員工，並獲中國政府高度表揚。
去年宣明會花在行政上的開支佔整體籌款額百分之四點一，今年更下降一個百分點，比較一般慈善團體的百分之二十，非常節制。面對如此驕人成績，性格謙和的陳思堂也不禁自豪地說﹕「我不認為有任何慈善團體在控制成本方面比我們做得出色。」
從一位成就卓越、年薪過百萬、生活豐裕的腦外科醫生，到經常奔走中港募捐，前往貧瘠山區協助居民自立，擺脫貧困的扶貧工作者，陳思堂對自己「攞苦嚟辛」的決定沒有半點後悔，除了是家人的支持和宗教信仰之外，還有一顆中國心。
扶貧中國心
「小時候常跟著父母帶著大包小包的回鄉，眼見很多中國人只在地理上比自己住得北一點，但生活水平卻迥異，於是，我想幫中國人做一點事。」
一九七二年他進港大醫學院，那是火紅年代，是文革鬧得最兇的時期，大學裡有陳毓祥等人發起愛國運動。他卻一點興趣都沒有﹕「愛國沒有問題，問題是他們壓根兒不了解內地的情況，熱情過度，變成盲目，看不見文革的陰暗面。」他猶記得那時國內滿街清一色的「文革服飾」和盲目的紅衛兵。
後來陳思堂當上了醫生，常常到內地的醫院交流，但那裏寒傖的情況叫他吃驚﹕「我到的地方已經是比較好的縣城如廣州、四川、大連等，但那兒的手術室不但沒有空調，門窗都是破的、到處積水、蒼蠅滿天飛，設施完全不及格。」
「我不懂政治，反而想到人民。」他認為要徹底解決中國的問題應該從人民著手。身為中國人，他有責任為同胞出一分力。
他的兒子取名「誌中」，是記念中華的意思。
遇強愈強
雖然他一直有當義工服務祖國，但要毅然放棄醫生的職業，全職投入宣明會工作，畢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在決定轉職之前，他的思緒千迴百轉。
「收入是其中一個考慮，另外，轉職容易，返轉頭難﹗
「後來我想，人生目標我大部分都達到了，當了腦外科醫生二十年，生活已經公式化，想試走一條不同的路。」這也許就是所謂的「中年危機」。然而別人的危機，在陳思堂的身上卻成了契機。
他從小就參加童子軍，不怕挑戰。中學考進英皇書院，第一天上課，學校要所有新生齊集操場，即時宣布分班，成績最好的被編進A班。陳思堂形容當時的情景像在等候法官宣判一樣，十分刺激。
「結果我進了B班﹗」
進不了A班，他卻愈讀愈出色。最後，他以三優六良的會考成績考進學校裡精英雲集的6M(Medicine)班，等於一條腿跨進了港大醫學院門檻，比不少A班同學還要厲害。遇強愈強，他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膽敢在四十多歲時才毅然轉職，投身扶貧。
扶貧先扶志
「扶貧先扶志」是陳思堂堅信的扶貧理念。他認為要幫助中國人脫離貧困，必須先改變他們的觀念。
「我要他們明白不可等人施捨，要他們相信有機會就要爭取，他們可以擺脫貧困﹗
「若果他們需要水井，我們只給他們提供材料，教他們、協助他們發掘，但絕不會掘好口井給他們。這樣他們才能建立自己的社區，才能自己站得穩。」
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扶貧工作帶來了不少困難。例如人治和法治的不同便出現了溝通問題。
「我們做事要清清楚楚，建一所學校要甚麼材料、工程何時展開、何時完工都要白紙黑字一一列明。但內地的人認為『我說可以就可以』，你字字記錄等於不信任他。然而，即使多番協商，定下了合約，他們也會私下更改合約內容，確實令人十分頭痛﹗」
官場文化也是工作上必須適應的一環。
「喝酒在內地是無可避免的。」雖然陳思堂不大會喝酒，但為了順利進行扶貧工作，酒，還是要喝。
不過……
「有時候迫不得已，唯有先把酒倒進口內，趁其他人不為意時就把酒吐在毛巾上。」他笑著說。
參與扶貧工作多年，陳思堂對家國憂患從未消減。
「近年國內經濟起飛，內地的物質生活已有不少改善，但人民的精神質素反而下降了。公路兩旁充斥著黃色事業。
「妓女不但打電話到酒店房間，最過分那次還到房間來拍門﹗眼見不少無知的山區年輕人出去城市工作，然後把愛滋病帶回山區，很心痛。」他要研究這問題，辦公室裡就放了好幾本有關中國青少年問題的書籍。
「中國人，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他嘆息道。
天天都開心
二零零一年，陳思堂工商管理碩士畢業，他們全體畢業班同學籌款二十多萬元，在雲南興建了一間山區小學作為畢業禮物。 （相片由陳思堂提供）
棄醫扶貧，陳思堂考慮了半年，最後支持他的始終是家庭和信仰。（圖片由陳思堂提供）
中學就讀於英皇書院的陳思堂努力讀書，在當時可說是半隻腳跨進了港大醫學院的門檻。
「從前努力賺錢，為的只是尋找自身的安全感。」九八年金融風暴，他的身家跌了超過一半，更令他體會到錢來得快，去得更快，根本不能給人安全感。「錢，還是夠用就算了。不夠用就乾脆把現在住的樓賣掉，搬到小一點的房子，沒甚麼大不了。」
陳思堂與從前的病人還經常保持聯絡。
（相片由陳思堂提供）
陳思堂對扶貧工作充滿熱誠，但每當他想起內地因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各種新的社會問題時，卻仍感到十分痛心。
（相片由陳思堂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