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但更多人直截了當稱呼她為「性博士」。舉凡坊間有一夜情、性濫交等座談會，何式凝往往被邀為座上客，萬眾期待就是她的「性宣言」。 不怕別人亂扣帽子，不怕傳媒「博士賣性」的獵奇眼光，面對記者，何式凝還是落落大方地談情說性，毫不忌諱。

開放不是淫賤

「性開放是一個很好的形容詞，是我所推崇的。」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只能有一夫一妻的關係。」所以何式凝選擇同時擁有多個男友的生活。對何式凝而言，「性開放」不過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加一分可能性，添一分寬容：「我只是體現其他生活選擇，給自己開啟多些空間，釋放自己罷了。」

縱然今日女性毋須再揹著「烈女不侍二夫」的貞節牌坊，女方「一腳踏兩船」始終為世所不容，何式凝坐擁三四五六條船，則更有被扣上「淫賤」帽子之虞。難得她對此不以為然，只因對「淫賤」二字另有詮釋。「一般人可能認為『開放』等同淫賤。但『淫賤』不應指性伴侶的數目，而是指對性的態度！」

「對於性，我抱著尋求開心、樂趣的態度，這種『淫』總不會『淫』到『賤』。相反，有些人立心不良，與人發生關係後，卻洋洋得意地四處宣揚，這才是真正的『賤』。」

改變兩性看法

「談性不等於開放，有沒有勇氣談論自己的性問題才是最大的考驗。」

何式凝生長在傳統中國家庭，從小到大一直憧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甜美生活。其後在香港大學完成碩士學位，便順理成章在港大當導師。當時，她覺得自己身為女人，有固定的工作又有感情穩定的男友，已經相當幸福：「我根本沒想過自己需要事業！」

然而老天爺似乎另有一番主意。一天，何式凝在教職員室門外看到一個專為初級教職員而設的獎學金。「我只是隨便試探男友的意見，誰知他竟然叫我去申請！那一刻，我覺得應該為將來打算。」於是她便一人上路，負笈英國，完成四年的博士學位課程。 在英四年的留學日子，何式凝認識到天地之大，性觀念也完全改變過來。

 

「以前我以為自己的思想很開放，至少我會做有關同性戀題目的論文，會和同性戀者談論他們的性取向。但是，原來談性不等於開放，有沒有勇氣談論自己的性問題才是最大的考驗。」

外國同學常常帶男友回宿舍，第二天還會討論昨晚的性行為，分享大家的性經驗，這是她從來都不敢做，也沒想過做的事。

回首過去，何式凝慶幸自己沒有嫁作馮婦與男友結婚產子：「這樣反而給我更多思考的空間，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

「年輕時以為跟男人上床後便要和他結婚；但如果上床後發覺雙方性格不合，難道還要勉強自己去結婚嗎？」

放棄婚姻保障

「五十歲的男人可以找個十八歲的女孩做女朋友，但五十歲的女人還可以找到甚麼呢？」

何式凝自覺十分自我，會將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份「自重」或多或少是為世所迫：「其實哪個男人不想照顧女人的大小事情，但實際上他是否有能力去照顧你呢？」所以她選擇自己一力把擔子兩肩挑。何式凝笑言女人擇偶甚艱難：「五十歲的男人可以找個十八歲的女孩做女朋友，但五十歲的女人還可以找到甚麼呢？」

生於尋常百姓家，何式凝的兄弟姐妹早已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何媽媽見女兒返家吃飯的男伴如走馬燈，當然擔心這位女兒嫁杏之期。「但她見我無病無痛，生活又開心，而且經濟獨立，毋須家人粗心，她很聰明地選擇不予理會。」但對上一輩而言，婚姻始終是最實惠的生活保障，眼見女兒自動「棄保」，自然一萬個不放心。「她怕我胡胡混混花光錢，擔心我老來無依，所以頻頻催促我儲錢買樓。」何式凝明白家人苦心，所以都樂意就範，乖乖儲錢供樓去。

與學生談論性

「至少我講性，人家不會當我是傻瓜。」

何式凝也常常跟學生談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方式。她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可能性，我不希望學生像我們那個年代般，對甚麼事情都一知半解。我盡量讓他們讀書時已聽過、思考過其他的生活模式，不一定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才可在社會上存在。歲月悠長，難道在二十歲時便要決定八十歲的日子怎過嗎？」

以大學教授的身分談性，何式凝不認為有衝突，相反較一般人還要來得方便、優越：「能夠有條件及空間去批評社會是幸運的﹔我有博士學位，又有社會地位，至少我講性，人家不會當我是傻瓜。」若她是同性戀者或愛滋病病患者，她未必有勇氣講性。

 

對於傳媒往往揪住她的性史、性態度作為賣點大造文章，何式凝倒不介懷：「在現今社會，這種多重關係十分普遍，分別只是在於我會公開談論而別人卻絕口不提。我不過讓社會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不同的生活態度。」

「當然傳媒能夠表達我所想的，固然是好事，但談何容易呢？」最後還不忘為傳媒說句好話：「傳媒只是寫得不夠好，很少會立心不良刻意描黑的。」■

記者/攝影　梁翠萍 　編輯　　　 羅海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