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莎/黎藹霖
編輯 李少雯
攝影 李莎

馮檢基出入之間

匆匆趕到立法會大樓,偌大的會議廳只有寥寥數人,馮檢基是最後提出動議的議員。訪問在大樓內的一個房間進行,他要求一邊開收音機一邊回答問題﹕「我要留意會議程序,隨時趕下去投票。」

重返立法會對馮檢基來說並沒有吐氣揚眉的感覺﹕「你也看到的,剛才根本沒有人聽我發言,投票的贏面也不大。」他當日整天都留在立法會大樓,為的就是等候發言。「用詞一定要最尖銳,提到核心,否則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到我。」

托一托鏡框,他續說﹕「行政一定要擁有議員身分,不然沒有人會理睬我。」這句話由他口中說出,自是理所當然。

不久前他才帶著三十多個地區代表,會見規劃地政局副局長余志穩,討論舊區重建「屋換屋、呎換呎」的賠償方案。兩次會面,余志穩由最初不同意,到最終接納了他們的提議,一共談了六小時。但當選前,為著同類的事情,不要說談六小時,他連一個官員也約不到。

落選 = 失業

投票結果公佈後,馮檢基被一大群記者包圍,問他日後怎麼打算。「落選就等於失業。」九七年金融風暴餘波未了,他的確擔心難以找到工作。

他最初在朋友介紹下得到數個應徵任社工的機會,但見工時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準備再參選嗎?」一聽到馮檢基肯定的答案,應徵的工作統統告吹。

「他們不知道該給我一個甚麼職位。」若讓他擔當高職,自然希望他能長久地做下去;若給他低職又似乎不太恰當。高不成低不就的感受就這樣纏繞著剛失業的他。以前常為基層甚至失業人士爭取權益的人,終於親身體會到失業者的心情。

兩三個月過後,新城電台找他主持節目,報紙又找他撰稿。在九九年初,港大更邀請他出任通識教育課程的統籌主任。當過全職議員,然後一下子變成失業漢,兜兜轉轉,馮檢基終於展開一個人做幾份兼職的生活。

一盤生意

教人意外的是,在他落敗後曾有不少商賈主動接觸他,找他合作做生意,例如保險和傳銷公司。其中一間更願意接收他屬下所有員工,由他做隊長,並包他們半年人工。面對一個極好的條件,他卻不為所動,「因為我怕會有衝突,接觸我的街坊也是傳銷和保險公司的對象,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引誘,可能到時會忍不住在幫他們之後,順便游說他們買保險或推銷,這會令他們混淆。」原來除了公關之外,政客還有好些行業是碰不得的。

他曾與一位民協職員自組顧問公司;又與一位商人在南京成立環保公司,把在日本培植的益菌用作環保用途,為內地垃圾站除臭,又利用益菌改善流花湖湖水污染的情況。雖然現在還在投資階段,尚未回本,但他認為已有成效﹕「以前湖水的能見度只有三十尺,但現在能看到七十尺的水深了。」雖然工程無關政治,但也不是沒有滿足感的,至少不需再為生計發愁了。

受盡人情冷暖

「輸了以後,身邊的人反而更愛護我。」他憶述落選後最初那個星期,街坊不停來電、傳真、寫信和電郵來表示支持鼓勵,有些人知道他們缺乏經費,更會捐錢給他們,「有件事令我最為感動的,那就是一個八十多歲的婆婆,儘管行動不便,但仍堅持由住所走四十五分鐘的路程來到辦事處,給我們捐款一百元,在場的職員不禁感動得流下淚來。」即使事隔數年,當他憶及那件事時,仍一臉感激。

公事上的朋友也沒有因為他失敗而離他而去。他在港大工作時,經常要找局長級官員回校演講,如林煥光、王永平等,他們全都願意前來。即使他要求一些商業機構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如恒生銀行、貨櫃碼頭,他們也不會斷然拒絕。「我當議員時經常批評他們,因為民協是以基層利益為主,所以初時也曾擔心會遭他們拒絕,但他們反而沒有,這令我覺得有很多人鼓勵我,所以我要做得更好。」

然而,傳媒的冷淡,就令他若有所失。在落選後初期,有不少傳媒節目找他做訪問,內容不外環繞他落選後的感受和將來的打算。「不過三個月之後再也沒有人找我了。」

積極準備 捲土重來

馮檢基早已決定要捲土重來,所以在為口奔馳的同時也積極開展地區工作。例如擔任深水民生關注組會長,逢星期日接見市民,收集意見和投訴。遇有突發事件,更立刻動員協助街坊。

「記得那次石硤尾山泥傾瀉,民協所有人都出動了,大家馬上趕到現場視察情況。」後來受影響的四百多戶居民希望原區安置,民協便和居民上街請願,要求政府撥出空置的房屋給街坊。正因為民協輸了,街坊更覺得他們拼搏,於是對民協改觀。

今次能重返議會,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九八年那次選舉前,他當選的呼聲一直最高,而選民普遍的心態是希望三個席位都可以由民主派人士奪得,於是他們便把選票改投給民主黨的涂謹申,導致民協落敗。「當他們知道我們輸了之後,便和我們道歉說﹕『如果早知你會輸,我們就不會把選票給民主黨了。』」兩年的默默耕耘,使這些人在今次選舉中都歸了隊,重投民協的懷抱。最後民協在今屆選舉中得到了六萬多票,比上屆整整多出二萬票。

太太、兒子

儘管政途大起大落,外間對他的態度忽冷忽熱,太太始終是馮檢基背後最大的原動力。「記得九八年落選後民協開了個記者會,有記者問到民協沒有錢付遣散費給員工的問題,太太在一旁聽得哭了起來。」甚至於落選的初期,他還沒找到工作,家庭開支也是由馮太一力承擔。

落選後,馮檢基得到與兒子相處的時間,可以陪他上學、做功課,希望可以減少一直存在的疏離感。可是,素有「政治癮君子」稱號,更明言「不會為家庭放棄工作」的馮檢基,現在回到會議廳來了,又再開始日以繼夜的開會、落區生活。不知道馮太和兒子會否寧可他不當選?

李永達的悠長假期

去年九月份立法會選舉點票當晚,李永達沒有前往票站等候消息,只是回家睡覺。然而,到了結果公布的那一刻,當他得悉自己未能在新界西取得議席時,面上不禁露出黯然失落之情,他身邊的朋友和助選團更因為他的落敗而失望得相擁而哭。畢竟,這是他八五年從政以來,在政途上第一次跌倒。

「我不會悲哀,只會失望。」訪問地點是民主黨總部,一間堆滿紙箱的會議室內,西裝筆挺的李永達淡淡地訴說著自己選舉落敗的感受。他的語氣平和,只是略有點疲累。對於這次落敗,他說是意料中事,「我會接受現實,因為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生計

李永達過去十多年一直是全職立法局議員,今次回復自由身之後,他打算把自己的時間分開三份,三分一在黨務工作上,三分一在生計上,其餘的時間則陪伴家人和朋友。

「我現時是民主黨的中常委(於去年十二月當選民主黨的副主席),主力負責選舉後的檢討事宜,將來的工作就等待黨的委派。」

為了維持生計,他曾四出請朋友介紹工作給他,至今他已找到幾份兼職教席,當中包括在一間大專院校當project supervisor﹙計劃監督員﹚,教學生寫論文;並在中、小學當兼職教師。他有時還會到電台兼職和出席一些有酬金的講座。

「從前我做講座的主講嘉賓是不收費的,可是現在不行了。」

雖然工作排得滿滿的,但他卻坦言經濟狀況始終大不如前﹕「從前用錢的確比現在鬆動,現在惟有用少一點吧,其實一個人月賺五萬多元還是萬多元都可以過活,最主要是看你能否適應。現在我會較少去中環,較多到便宜一點的餐館吃飯,旅行的次數也由過去一年五次減到現在的一年一次。」

空閒

不在立法會的日子,李永達的生活比以前悠閒,「不需再逼自己扮演一個繁忙的角色,不用被立法會的工作逼得這麼緊,也不再過著非人生活,現在的精神生活很充實。」

在空閒的日子裏,他會做一些以前不大會做的事情,例如去大帽山跑步或者看書,又可以多點陪母親和朋友吃飯,早前有個星期三下午(立法會開會的日子)他更獨自跑了去看《花樣年華》。

人情

每當人經歷低潮時,總會嚐盡人情冷暖的滋味。「當立法會議員時經常與局長們意見分歧,豈料他們知道我落選後仍然會找我,當我是朋友,如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澍前日便曾請我吃飯。」不僅是政府高官,甚至黨內的人、街坊、教會朋友、中學和大學同學都聯絡多了。上星期他就和一班大學同學吃大閘蟹。

那麼時常被評為「跟紅頂白」的傳媒呢?他說的確少了傳媒找他,特別是有關公務上的需要。

一半

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但失意的男人背後,往往也有另一半在默默支持,不捨不棄。當記者問到誰人給予他最大的支持時,李永達終於在全程拘拘謹謹、嚴密戒備的訪問中流露出一絲自然的笑容,稍帶靦腆地吐出「女朋友陳樹英」六個字。縱使為著與前妻、現時女朋友陳樹英之間的感情事,他曾被選舉對手猛烈抨擊,但陳樹英仍在他身邊。

再戰

對於是否再參選,他仍未有決定,「因為不是每個有經驗的人都會長期在舞台上表演。」他現時的目標是盡力改革民主黨。

他坦言自己的政途一直比較平坦,由八五年至今已嚐過九次勝利,且每次都贏得頗輕鬆。但是,「長期在坦途上會令人變得安逸和懶散,故今次這一跤反而有好處。」

長假

「上星期我和兩個記者去吃飯,他們對我說﹕『你就當這是一個悠長假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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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早已決定捲土從來,積極開展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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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作排得滿滿的,但李永達坦言經濟狀況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