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少年該有夢。」
過去數月，對新一代學運領袖張韻琪、朱江瑋、蕭裕均和陳敬慈來說，是一個永誌難忘的經歷。他們走到街上喊口號、遊行示威，在實踐理想的背後，往往令家人擔驚受怕──有的終日以淚洗臉、有的多番好言相勸、有的只有默默支持．．．．．．
親情，既是他們向前衝的動力，也是令他們放慢腳步的原因。
今年八月十五日，警方引用《公安條例》拘捕學聯五子，指他們參與及組織在六月二十六日未經批准的「全國人大釋法一周年大遊行」（六二六事件）。
九月二十六日，警方再以「組織非法集會」及「阻差辦公」兩項罪名拘捕五人，指控他們在四月二十日參與「反高等院校分科收費遊行」（四二零事件）。最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決定不起訴他們。
在不足兩個月內，學運領袖兩度被拘捕，這種壓力，他們承受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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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韻琪： 我不是香港柴玲 「我不喜歡被稱作『香港柴玲』﹗」張韻琪說時猛烈搖頭，即使對「女鐵人」、「小辣椒」或「紅衛兵」等稱號，她也不喜歡，甚至感到難受。 「我不想把學生運動『個人化』，因為有很多學生會幹事都與我一起努力。」因此，張韻琪推掉了不少報紙雜誌的專訪。但《大學線》的讀者主要是大學生，而學生是學運群眾的重要基礎，她才答應接受本刊訪問。 |
「六二六事件」後，令學聯五子「聲名大噪」﹔當他們被捕後，社會各界發起各式各樣的聲援行動。有人批評五子的示威遊行激進，超越了學生領袖的本分﹔也有人認為他們利用大學生的身分，透過發動學生運動來提升個人知名度、追求私利。
對這些指摘，張韻琪堅定地說：「作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總不能整天躲在牆角，這是責任，不可以做到一半就放棄。」
當聲音匯聚力量
張韻琪不滿現時議會的機制，認為處處受到制肘。「要通過議會等機制來幫助有需要的人或改變社會，是很渺茫的事情。」她指出，在大學校務會議中，同學及老師的聲音往往不被尊重，那些議事規則常把他們的建議擱置一旁。
張韻琪理想中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發表意見，憑著群眾的聲音，可抗衡當權者和議會中不合理的地方。早前香港大學校友的網上聯署、四百多名教師要求前港大校長鄭耀宗辭職，正是她所嚮往的群眾力量。
可是，這種力量在香港尚未發展成熟，張韻琪也不禁慨嘆道：「香港實在太靜了﹗」這小島畢竟不是張韻琪心目中理想的社會。
爸媽， 請給我多一點時間
在爭取理想的過程，張韻琪令家人十分擔心。「我不期望家人給我支持，只望他們原諒我，並給我空間、時間去完成我的理想。」張韻琪吐出心聲。
張韻琪生長於政治意識強烈的家庭，自小就與爸爸及弟弟討論時事。考進了香港大學，她也選讀政治及公共關係，對她來說，當學生會會長及組織學生運動是順理成章的。
可是，張爸爸對政治的參與僅止於討論，對張韻琪的積極遊行及示威，並不支持，更不厭其煩地向女兒多番勸告：「唉，你不要那麼多管閒事，現在這樣『出位』了﹗」
那麼，張韻琪如何安撫家人？「我答應了爸爸對傳媒避忌一點。」對家人，她選擇了討價還價式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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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的女孩 被外間稱為「女鐵人」、「小辣椒」的張韻琪，對自己有甚麼評價？她沉默一會，低頭思索後說：「我是『勇於嘗試，敢於挑戰』的人，年青人應該嘗試不同的事，但不一定要轟轟烈烈的，普通的事情如當義工也是一種嘗試。」 |
在傳媒鏡頭前，張韻琪形象剛烈，但私下裡她也有嬌柔的一面。訪問期間，她不時撥弄頭髮，把耳旁的頭髮輕輕地掛在耳後，童心未泯的她，更在水壺上貼上可愛的貼紙，令平平無奇的水壺增添一份親切感。或許，這就是她投身學運和抗爭的「透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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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瑋： 坐監是益我﹗ 由香港大學鍾庭耀民調事件爆發開始，學聯的行動一直受傳媒及公眾關注。十月八日，前學運領袖岑建勳、蕭若元等人更發起「反鎮壓學運遊行」，要求政府修訂《公安條例》及撤銷起訴「六二六事件」中被捕的學生，有接近一千二百多名市民抱著不怕被拘捕的心態，以身挑戰公安法。 「對於愈來愈多人支持自己，我每次都有『飄飄然』的感覺。」學聯中央代表朱江瑋興奮地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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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是我的光榮
一提起坐牢，犯案纍纍的毒梟也深感畏懼，但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的的朱江瑋卻絲毫不害怕，還微笑著說：「坐牢好比在我頭上加冕光圈，這是我的光榮﹗」
「案底分很多種，若是政治犯，在商業機構謀職當然會大打折扣﹔但若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或在大學任教，政治犯絕對是一種光榮，王丹和吾爾開希等人便是很好的例子。」
朱江瑋強調，當權者是不會讓政治犯坐牢的。「即使要坐牢，我也不怕，因為西方國家一定會邀請我去做研究，坐監是益我﹗」
因此，他不擔心日後的生計。「陶君行在九二年因發動示威遊行而被判社會服務令，並且留有案底，但他都『幾發』呀﹗陶君行現在是區議員，區議員的月薪也有萬多二萬元，組織學運的人是不會『餓死』。這是賭一鋪，而影響也非像一般人所想的大。」
投入社會服務
關心民生、照顧基層的利益是朱江瑋的抱負，他對現時的社會福利機構十分不滿。「那些機構只懂舉辦派月餅等活動，並非真正關心受助者，跟進工作也欠奉。」
當被問及有何解決辦法時，朱江瑋坦承自己只懂抨擊人家的不當，未有任何積極的建議。
那麼，怎樣才算是成功的社區服務？他詳細地說：「地區工作者需要多年時間才能與居民建立良好的溝通。一般來說，我們首先會從探訪居民做起，了解他們的居住情況。待獲得居民的信任，便會替有需要的長者洗衣服、燒飯。」
過了一會，他又尷尬地說：「剛才所說的話，其實．．．．．．有一半是『抄襲』同僚的說話，我只是在近半個月才開始參與這些社區服務。」
「知易行難」這句話真是一點兒也沒錯。
非入民協不可
朱江瑋表示，他十年前已想加入民協，「實幹」是他對民協的評價，也是他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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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幹的他卻認為發表議論毋須顧及後果：「講的過程最重要，沒必要有最精警的結論，各種聲音匯集成的結果並不是講者的責任。」 「雖然我有份叫『董建華下台』，但我不認為他下台會帶來好處，因為沒有人能與中央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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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家人妥協
為人父母總記掛子女，處處為他們憂心，朱江瑋的父母也不例外。警方拘捕朱江瑋後，朱媽媽不知哭了多少遍了﹗當兒子的朱江瑋會怎樣應付？「我走囉﹗立即離開﹗」他收起了笑容，呷了口可樂後續道：「因為我知道她哭過後會無事。」
被拘捕當日，他也不敢面對父母，趁他們熟睡了才敢回家，第二天一早出門，以家書代替親口向父母表白心跡。面對緊張萬分的父母，朱江瑋只有強迫家人與自己妥協。
他一再強調：「人生是要妥協的，我強迫家人給我自由空間，強迫他們妥協。」
就連朱媽媽也奇怪他對學聯的事異常投入，卻對家人冷淡。談到這裏，朱江瑋低下頭、沉默一會才說：「我不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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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裕均：夢中驚醒 走廊的腳步聲一步一步地逼近蕭宅，蕭裕均的心不由自主地跳著、跳著。幾名身材魁梧的重案組探員猛力拍打他的家門，把他拘捕。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時事秘書蕭裕均憶起被拘捕的情況，猶有餘悸。「當晚我從警署回家後，真的很害怕，精神高度緊張。」 |
他輕輕拭去額前的汗水，然後道：「每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我也會一個箭步衝向家門，從防盜眼中視察屋外的情況，因為我害怕再有警員要求我回警署協助調查。」
「對家人，我很抱歉。」
蕭裕均受父親的影響很深，蕭父生於小康之家，在文革時曾被紅衛兵批鬥，後來才偷渡來港，因此蕭父對共產黨十分反感。在耳濡目染下，蕭裕均便承襲了父親「不平則鳴」的性格。
然而，為了理想而令家人承受不必要的精神壓力和傳媒的滋擾，蕭裕均深感對不起家人。
「他們是被動地、沒有選擇地承受壓力，我真的很抱歉。自從參與學生運動後，我很少時間留在家中﹔再加上住在宿舍，根本不能陪伴家人。」
ICQ觸人淚下
蕭裕均的父母曾叮囑愛子在學生運動中，切忌站得太前，以免被秋後算帳。儘管蕭裕均被捕當晚，兩老擔心得徹夜失眠，但卻沒有埋怨他，反而給予他無限的支持。他與弟弟的感情，更憑藉著ICQ的維繫，更進一步。
在蕭裕均被捕的當晚，弟弟在ICQ的資料格內道：「哥，全家人也沒怪責你，只要你認為是正確的，請放心去幹，也不用擔心我們。」
「兩兄弟竟然要用ICQ來聯絡，很諷刺吧﹗」蕭裕均無奈地說。「當時我真的很感動，那份觸動心靈的關懷，令我差點兒掉下男兒淚。」
說到此處，蕭裕均悄悄地低下頭，雙眼也紅了一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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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敬慈： 我是一顆樹 從八十年代末的「六四事件」，到今日的「反公安法示威」，一個「情」字，把陳敬慈與學運連繫起來。「我希望替弱勢社群表達不滿，引起社會關注。這也許是對學運的情意結吧！」 為人父母的，總希望兒子事業有成，生活安穩。儘管陳敬慈的父母渴望兒子當會計師，但剛於香港大學會計系畢業的他，卻選擇在職工盟當「組織幹事」一職，利用餘暇參與學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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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自由的生活，當會計師總不能每天穿短褲、涼鞋上班吧！」他希望將來能從事社區工作，充當「大聲公」的角色，表達不同的聲音，引起回響。
代價
「當天我被四名警察擲出政府總部門外，由於場面太混亂了，我被人踩著背部，結果紅紅紫紫 的瘀了一大塊。」當日與警方衝突的情境，陳敬慈還歷歷在目。
從不後悔
經過兩度被捕後，陳敬慈幸運地沒有受到家人責難。但對他的家人來說，驚慌和擔憂也是在所難免。理想和親情這個兩難情況，他如何取捨？
「即使要受牢獄之災，我也絕不後悔。縱然我沒有感到內疚，我仍希望多點回家陪伴父母，給予經濟上的回報，一盡兒子的責任。」
也許，他所盡的「責任」，是為了彌補不能長伴父母膝下的遺憾。
喜歡行山享受大自然的陳敬慈，覺得自己像一棵樹。
「樹擁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活力，它的根能抓緊鬆散的泥土，形成一股凝聚力。」他說。■
記者 陳慧明/龔偉怡/曾偉安編輯 周兆麟/唐希文
張韻琪經常受到傳媒追訪。 （曾偉安攝）
陳敬慈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龔偉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