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蔡卓林
在決定以「山徑預約制」為題時，我對香港山徑一無所知。上網搜尋資料，看到世界各地如日本富士山、台灣玉山等紛紛引入預約制，天真地想：這不就解決了嗎？限額、抽籤、登記，人太多就管制入場，簡單直接。深圳不也在實行嗎？其他地方做得到，香港為甚麼不可以？
帶着這個「答案」，我踏上採訪之路。
前往深圳天文台，我幻想中的場景是：遊客有序掃碼入場，人流受控，環境清幽。到達現場，我確實看見了預約制的成效——需要預約的上半段棧道，人流明顯減少，天文台職員可以正常工作。預約制，真的做到了控流。
但我也看見另一幕：接駁車一輛接一輛駛入，遊客一群接一群下車，湧向不用預約的公共棧道。沿路的圍欄破爛不堪，斜坡上卻有明顯的踐踏痕跡。有人繞過閘口，從另一處爬上需預約的棧道。我看着那些腳印，想着他們的心態：明知不該，還是要試。原來，制度只能管住願意守法的人。
回到香港，我開始用不同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山客提到他們行山講求「即興」，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對很多人來說，行山的快樂在於「說走就走」。如果有一天要像去主題樂園那樣預約排隊、準時入場，那份快樂還會剩下多少？
我開始明白，我最初那個「簡單直接」的答案，是多麼天真。香港的山徑四通八達，不是一個有閘口的公園。制度可以設計，但人性無法設計。人總會找到方法，去他們想去的地方。
交稿前一天，我看到《獨立媒體》的報道：農曆新年期間，鹹田灣沙灘紮滿逾百個營帳，公廁洗手盆被食物殘渣堵塞，清潔工要連續十天加班。我不禁感嘆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
讀到文章最後一段：「漁護署計劃參考今次經驗，就轄下熱門景點進行長遠管理策略研究，包括應否引入預約制及收費等，料下半年諮詢立法會。」
預約制，這個我曾經以為是「答案」的制度，在現實中也許不是十全十美。可是，當山徑不勝負荷、當意外接連發生、當清潔工要連續十天加班時——如果連這個「不理想」的做法也不推行，我們還有甚麼選擇？
我沒有答案。這趟採訪教會我的正是：有些問題，根本沒有簡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