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學童自殺問題日趨嚴重，受情緒困擾的個案亦有增無已。解決學童情緒問題的責任落在駐校社工身上，然而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2023年發表的研究，僅約一成中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會主動向老師或社工求助。
駐校社工作為學童情緒支援的最前線，與學生建立穩固信任尤其重要，但這亦是社工面對的難題——一方面，情緒支援個案數量持續增加，使社工難以撥出足夠時間了解每位學生；另一方面，社工在必要時須遵循的通報機制，又容易破壞與學生建立的信任。
記者｜梁瑋澄 李珀朗 編輯｜李灝斌 攝影｜李珀朗 李灝斌
現就讀大學一年級的K一雙手腕和前臂刀痕累累。自中學二年級起，她因為學業及家庭壓力累積，情緒開始異常低落。她曾在網上購入手術刀，配以消毒藥水與紗布，試圖舒緩學業及課外活動的沉重壓力。直至中四，朋友察覺她頻頻在課堂上暗自飲泣，決意帶她向駐校社工求助。K起初對此相當抗拒，一方面她對社工職能缺乏認識，難以建立信任；另一方面她認為若需要傾訴，首選對象仍是朋友，而非駐校社工：
「我覺得他（社工）是個人生一帆風順的人，感覺他只會可憐我這個人，而不是共情。」
不過，由於自覺有看精神科醫生的需要，她最終還是接受朋友的建議，主動接觸社工，希望能在家長不知情的情況下，透過社工轉介見醫生。
社工堅持通報家長 服藥仍無阻兩度自殺
然而，當時社工堅持要通知她的家長，稱她需在家長陪同下方可看精神科醫生。K知道通報家長是社工必須遵守的機制，因而配合。
醫生診斷K患上抑鬱症，需要藥物治療。開始服藥後，K的情況不但未見改善，反而急轉直下，藥物的副作用甚至加劇了她的自殺念頭。當時，K還未找到適合自己的藥物，輾轉嘗試了醫生配方的六、七種藥，還是有自殘的行為，其後在家人陪同下送院救治，K向精神科醫生坦白又想自殺。所幸K後來遇到一位公立醫院的精神科醫生，願意付出額外時間，在每次會診時耐心聆聽她，逐漸獲得她的信任，她願意敞開心扉傾訴，在醫生的輔導和陪伴下，病情相對好轉。
Ｋ現時仍未走出情緒病陰霾。對於社工要求把她的情況告知家長，K起初雖感到失望，認為若社工能保密則更好，但後來回想社工的通報機制為他創造了契機，向家人坦白病情。
情緒壓力積累 終成自殘導火線
現年17歲的Emily，就讀中學二年級期間因朋輩壓力感到情緒異常，時常在課堂時流淚。朋友察覺後勸她向駐校社工求助。她起初認為自己並無求助需要而屢次推搪，但在一次考試期間情緒「爆煲」，在學校突然情緒失控，一直流淚，決定向社工求助。經社工初步評估後建議她見精神科醫生。
但輪候期間，Emily先後經歷目擊MIRROR演唱會大型屏幕倒塌事故，以及同校學生於校內墮樓事件，兩次事件令她的情緒急劇惡化。事發約一周後，她突然情緒失控，萌生自殺念頭，翌日她向社工坦承曾有自殘行為，社工隨即通知她的家人，Emily就在他們的陪同下，前往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
從保密到通報 學生理解社工難處
Emily稱，初次向社工求助後，社工一直將她的情況向其家人保密，她坦言當時相信社工多於家人，擔心家人得知她自殘會責罵她。但明白因自殘涉及生命危險，社工必須通知家人。入院當天家人向社工了解狀況後，不但沒有責怪Emily，反而很擔心她，住院期間每天探望。自此Emily鬆了一口氣，因為可以不用將此事藏在心裏，也認為由社工代替自己把事情告訴家人，心裏更舒服一點，所以她並沒有因此而減低對社工的信任。
「（社工告訴家人時）會有一點不開心，但我明白他為何要這樣做，因為他是出於擔心我⋯⋯社工本身的職責就是這樣，如果他不說我發生什麼事，他就要背負所有責任。」
最終她在家人協助下，接受私家精神科治療，同時求助於公立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等，使她的情緒困擾逐步得到緩解，病情漸趨穩定。
Emily指出，社工對她而言是一個「急救方式」。每當她在校內出現情緒波動，或需要協助時，駐校社工是她最即時、也最容易接觸的專業支援。她認為社工能協助她判斷當下的情緒狀況，並聯繫相應的資源提供協助。然而，社工的角色主要暫時舒緩其情緒困擾，若要解決深層的根本問題，仍須轉向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
「就像身體受傷流血一樣，社工是為你止血的角色，後續的療傷過程仍需交由其他專業人士協助。」
社工分身乏術 難與學生建立信任
根據教育局資料，2020年至2024年共有130多名學童輕生。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指出，香港學生每年的自殺死亡人數從2013年的13宗，增加至2023年的32宗。解決學童情緒問題的責任首先落在駐校社工身上。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任鍾慧妍表示，現時社工面臨資源緊絀與人手不足的困境，她對於社工難以撥出充分時間深入了解每個求助個案感無奈。儘管自2019年起，全港中學已實施「一校兩社工」政策，但個案數量持續攀升，平均每位社工每年需處理50至60宗個案。
她指出駐校社工日常十分忙碌，在非辦工時間便開始收到老師的訊息，要求她更新或匯報學生情況。一天內，社工需同步跟進既有個案與新求助學生會面，有時甚至需要陪同學生前往醫院，亦要與教師和家長保持密切聯絡。分身乏術下，能分配給每位學生的面談時間相當有限，難以建立穩固的信任關係，理想中社工與學生相處時間當然越長越好，不過現實中每次面談大約只有30分鐘。
通報機制恐損學生信任
建立信任難，守護已建立的信任亦難。鍾又指，社工雖千方百計與學童建立信任，但當校園內發生罪案或與生死相關的事宜，例如學生校內偷竊或學生直接告訴社工自己有自殺意圖，即使知道學童不想通報，駐校社工仍須通報學校及家長。不是所有個案最終都會像K和Emily一樣，理解且接受社工的做法，她明白機制往往令社工和同學之間的信任受損：
「社工執着的就是，如果在那一刻我要有行動，你生我的氣也好，你罵我也好，你投訴我都好，我們那一刻要做的都是要做。」
鍾憶述，十多年前她曾經接觸過一個13歲學生，他告訴鍾自己曾與數名成年男性進行性愛派對。鍾深知學生向她透露事件是出於信任，但為了保護未成年的他，鍾只能循通報機制告訴上級及男童家人，及後雙方關係破裂，鍾指男童「用粗口指著我來罵」。但鍾對自己的決定無悔：
「反而如果有個人和我說：『我因為不想和他破壞關係，而我不去做（通報）。』其實他就很不專業。」
鍾解釋，通報機制不代表把學生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家長或相關單位，而是只把非說不可的事情（如罪案、自殺意圖等）道出。社工事前會向學生解釋通報的原因，過程中學生可在場，若發現有偏差亦可以即時糾正。她認為，通報不是「將責任卸予家長」，而是從中了解個案的問題，例如學生擔心通知家長的原因，如果是因為雙方的溝通出現問題，社工便可嘗試介入，協助處理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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