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彩虹站，是車水馬龍的龍翔道，「牛池灣鄉」四個大字的牌坊矗立於旁。沿牌坊往村內走，穿過喧鬧的露天街市，拐入龍池徑，卻是另一幅光景——寮屋、茶樓與鄉公所錯落其中，幾百間寮屋仍散發着舊時代的氣息。
牛池灣鄉本由幾十條村組成，曾橫跨斧山道至牛頭角一帶。經日削月割，近年只剩龍池徑至永定道之間，僅2.2公頃的寮屋區，不及昔日面積的十分之一。政府於2019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建三大市區寮屋區，牛池灣村近千間寮屋將被清拆，計劃以公屋取而代之。由「鄉」變「村」， 再由僅餘變消逝，這條逾二百年歷史的鄉村，終面臨最後一次收地。
記者｜許嘉恩 編輯｜林君睿 攝影｜許嘉恩 林君睿
牛池灣村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編纂於1819年、記載清代香港史的《新安縣志》中已有提及牛池灣村，並推斷是於乾隆年間由客家人形成，當時村民以農耕為主。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港英政府收地建軍營、五十至六十年代陸續收地興建彩虹邨和坪石邨、七十年代再收地建彩虹地鐵站，二戰前後，牛池灣已多次被政府收地發展。
牛池灣鄉為九龍十三鄉之首 抗衡無理收地
1939年，政府於牛池灣田心村建立軍營，要求數百戶農戶在限期前遷出。據《 香港工商日報 》 描述，當時農戶一邊準備移遷，一邊推派代表請願政府撥地安置。
戰後50年代，大量新移民湧入香港，並在東九龍村落搭建臨時屋宇居住。越來越多寮屋和木屋建成，牛池灣村民亦因而將村內社壇以東及以西的地域，分別命名為東村和西村。
而在1957年，港英政府決定拆除竹園寮屋以興建黃大仙徙置區，並以接近無償的方式收地，此舉令民怨四起。當時收地引發的官民矛盾最為激烈，鄉民團體的聲援成關鍵。據「東九龍居民委員會」記載，位於東九龍的十三條鄉村，包括牛池灣、茶果嶺、牛頭角等，曾成立「九龍十三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民會」，向政府發起抗爭行動。同年六月底，港英政府派出軍警強行拆村，村民連日召開記者會及聘請律師支援，引起中英兩國政府關注。最終港英政府讓步，向受影響農民賠償青苗費、每平方呎最高六毫子的開荒費，更編配徙置區舖位助他們轉業等。
牛池灣鄉是「九龍十三鄉」歷史最悠久的三條鄉村之一，而當時十三鄉聯合的組織曾聚集於牛池灣鄉公所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牛池灣鄉更被選為主席鄉，統領十三鄉的居民事務。牛池灣鄉長作為鄉民代表，多次參與政府收地諮詢，維護居民權益。因鄉長是終身制，且居民逐漸對鄉事感冷淡，因此在1999年鄉長余運祺去世後，便再無選出鄉長，只餘下理事長一職以管理鄉公所事務。當年的「九龍十三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民會」已演變成「東九龍居民委員會」，而在牛池灣被清拆後，十三鄉中便只餘下鯉魚門村。
鄉公所為鄉內貢獻良多 正爭取原址重建
牛池灣鄉公所於1953年成立，其出現讓鄉村管理更系統化，例如以會章及書簿紀錄鄉內大小事項，大部份鄉內的居民亦成為會員。鄉公所會利用會員費，在鄉公所開設學校、改善衛生、向逝世的會員提供金錢幫助等。
余志偉擔任鄉公所理事長逾廿年，在牛池灣村出生，是第六代原居民，其父親正是最後一任鄉長余運祺。但他表示，在成立更早之前已有組織「更練」，即民防組織以維持村內治安，鄉村裏的每戶需派人或繳付一元聘請專人擔任民防。他憶述於1952年，父親仍是民防組職的一員，在某晚上巡更，與鄉民一同抓捕到兩位持槍械的賊人，事後更獲警務處頒發嘉許狀。
1960年代，寮屋區不時發生火災，政府卻對此鞭長莫及，鼓勵鄉公所自組義務救火隊，每年進行定期演練。一旦發生火災，打更隊敲鑼，鄉民便會召集起來，拉上消防喉救火。他們亦會在消防員抵達時幫忙「帶路」，加快救火效率。
余志偉稱，雖然近年鄉情退卻，甚少居民對鄉事活動感興趣，但鄉公所仍會在大時大節主導尾牙還神、新春團拜等聯誼活動，甚至吸引一些已經遷出牛池灣的居民前來聚舊。作為原居民主導的組織，他形容鄉公所是牛池灣鄉村文化的載體：
「沒有鄉公所的話，所推行的文化活動是欠缺生命力、沒有精髓。」
鄉公所過往歷經牛池灣多次收地依然屹立不倒，然而在今次重建計劃，地政總署稱按政府土地紀錄並無其土地登記，因此拒絕提供重建補償。余志偉直言，現時正為鄉公所與政府抗爭。他表示，鄉公所組織的活動已有百年歷史，不可能在沒有地的情況下運行，且年代久遠，尋找土地證明的過程困難。他期望政府能在現今村內範圍重建一座鄉公所，令牛池灣村歷史得以保育。
「我連個殼（鄉公所）都沒有，亦沒有能力重新建一個殼。有了一個殼，鄉村文化才會有人推行，都是靠這個載體才能做得到。」
七十年代收地建地鐵站 村民各散東西
1970年代，政府為興建彩虹地鐵站，收回近龍翔道一帶的寮屋，不少居民的老屋與農地受影響，引起村民堅決反對。據1974年《華僑日報》報道，當時居民認為其祖輩早在港安居，先於英國政府租借新界，並一直向西貢理民府納稅，所以即使在1937年牛池灣被納入新九龍，亦應與新界原居民有同一傳統權益賠償。據港英政府對新界原居民的政策，男性可建丁屋，因此居民批評政府待遇不公，多次去信新界鄉議局請求支持，更邀請主席陳日新到村視察。陳亦認同村民應有原居民傳統權益，更代村民把申訴函件轉送新界政務司鍾逸傑。
除了屋宇及農地，當時不少族人的祠堂需面臨遷拆。牛池灣鄉原是雜姓村落，有陳、馮、余、葉等姓氏，而楊氏亦是其中一族。楊太居住在牛池灣村逾廿年，而楊氏在此地已扎根十一代，她和兒子則是住在村內最後一戶楊氏。
政府最終在華池徑興建多幢一式兩層的唐樓，作為原居民的收地賠償。大多祠堂被隱藏在雙層樓房的單位中，而楊氏祠堂則被遷入牛池灣東村，沿用至今。楊太憶述她家姑說，未搬遷前楊氏家族一同住在很大的祖屋，有沙池和天井，但自七十年代重建後，屋子和祠堂遷拆，楊氏便各散東西。
她指現今仍不時有後人特意回到村落，到祠堂拜祭祖先。她一直負責管理祠堂，即使政府曾到場要求遷出，她仍堅持要在新年後，完成最後一次拜祭才會離開。被問到祠堂意義，楊太回答：
「挺驕傲，有這個祠堂，有這麼多家族。但現在都沒有了，拆了，散了。」
面對收地 民間聲音大不如前
本地歷史古蹟研究者阿龍一直研究九龍和新界等地的鄉村發展史，他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府為了土地發展，陸續對市區城中村及新界村落進行清拆。而正值戰後貧窮年代，眼見一條條村落被拆遷，村民害怕失去土地的同時，缺乏與政府議價的能力，促使他們自發組織向政府爭取收地賠償和安置，而當年牛池灣鄉的民間勢力正是其中。
而今次牛池灣村全面收地，居民對賠償和安置問題雖然有反對聲音，但已不如以往般爭取：
「有些居民是無奈接受、有些覺得自己很弱勢，連議員都沒有找，只能跟社工或地政職員講。」
他又表示，面對政府收地，以往尚有不同的民間團體和傳媒關注情況，甚至向居民解說和協調重建所涉的程序，但反觀現時牛池灣收地，民間組織力減弱，因而有居民對重建一事後知後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