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教育，而非戰爭」、「沒有知識就沒有將來」等標語寫在一個個紙牌上，於4月10日荷蘭南部城市蒂爾堡（Tilburg）被高高舉起。蒂爾堡大學的教師、學生今天沒有出現在課室裡，而是紛紛上街，衣服皆掛著象徵罷工示威的紅色小方布。平常寛闊的街道，多了一支遊行隊伍。帶頭的人喊著口號，一呼百諾，抗議荷蘭政府削減高等教育經費。
去年五月，荷蘭前教育部長戴克格拉夫（Robert Dijkgraaf）離任前向議會提交法案，提出下調高等教育的預算，及限制國際學生人數、削減招收國際學生預算等一系列「平衡國際化」政策。此舉引發荷蘭師生不滿，自去年來荷蘭各大學罷工不斷，由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組成的抗議組織負責策劃。面對高等教育界一致的反對聲音，法案仍於今年4月8日由國會上議院正式通過。
撰文、攝影｜林藹晴
筆者是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年級生，現正於蒂爾堡大學交流。
荷蘭素來以高等教育國際化而聞名，每年吸引不少國際學生赴荷攻讀大學。據荷蘭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荷蘭高等教育體系的新生中有四分之一為國際學生，相較2006年，國際生人數比例增長近五倍。
在一則寫予荷蘭國會下議院的信中，前任教育部長戴克格拉夫將法案命名為「平衡國際化進程」(Balanced Internalisation)，宣稱減少國際生人數，能避免學生宿位供不應求的問題，同時保障荷蘭籍學生選修英語課程的機會。現任教育部長布魯因斯（Eppo Bruins）認為這項削減措施是「非常痛苦但必須的」。法案中提及，國際生人數要減至原本的三分之二，他指出目前國際生數目超出荷蘭負荷，透過削減招收國際生預算，能為荷蘭政府節省約一億六千萬歐元（約14億港元），限制國際生數字是當務之急。
大減12億歐元經費 院校需節約開支
去年，荷蘭政府計劃削減20億歐元的高等教育預算（約175億港元），同時對延遲畢業時間的學生施加每年三千歐元（約二萬六千港元）的罰款。自法案面世，爭議四起，多所大學舉行「接力罷工」的示威行動。半年後，新方案改為削減12億歐元（約105億港元），並取消延畢罰款，但維持削減學術研究撥款和招收國際生預算。屆時，各院校將需要重整資金分配、開源節流，可以想像將會引發裁員、減少研究活動、刪減課程。
教師憂裁員潮 學術研究受阻
Jenny和Kate為荷蘭籍大學教師，二人分別於2017年及2022年入職蒂爾堡大學，教授文化研究。作為教職員，他們最為擔心的是被裁員。自去年法案通過，荷蘭已有多所大學解僱年資較短的員工，當中包括不少知名院校如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更有個別大學解僱人數佔員工總數四分一。Jenny認為政府向高等教育界「開刀」實屬荒謬，此舉必定會導致人才流失。她形容，「整體削減12億經費，等同荷蘭13間傳統研究型大學中，要倒閉一間。」
經費有限亦令學術研究受阻。Kate擔心不少研究項目將會半途被中止，尤為風險高、回報低的研究，如生物醫學技術相關領域。可預視資金減少後，研究數量或會大幅下降，進一步削弱荷蘭的學術地位和競爭力。
研究生以外，本科學生也會大受影響。Kate提及，一些較少學生報讀的學科或會面臨殺科之危，不只影響科目的多元性，更阻礙學生訓練批判思維。Kate說，在荷蘭，人文學科如歷史系、哲學系較冷門。她認為人文學系講求學生的個人見解，讓學生發展批判思考，讓學生在人工智能漸趨成熟的年代裝備自己，才能免於被人工智慧取代。
英語授課或遭刪減 為國際生佈下柵欄
Kalie來自愛沙尼亞，是蒂爾堡大學網絡文化系的三年級學生。該學系內容包括跨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媒體文化的發展，學術文章大多以英語撰寫，大部分課程亦以英語授課。三年前，Kalie離開熟悉的出生地，特意來到荷蘭攻讀學士課程。她認為荷蘭英語使用率高，學費亦較相鄰英語系國家相宜，對國際生而言吸引。Kalie說：「在愛沙尼亞我們也會說英語，但若你想在企業工作也使用英語，那是不可能的。」
減國際生人數以外，法案更提出，以非荷蘭語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學士課程，只能佔整體課程三分之一。部分原為純英語授課的課程將加入荷蘭語，有些更轉為僅以荷蘭語授課。而且，規定以英語為單一授課語言的課程，必須經過特別委員會的批准才可開課。以蒂爾堡大學為例，現時五個學院合共提供29個學士課程，其中近一半僅用英語授課。屆時法案生效，這些接受英語授課的學生中有一半或許要另覓課程。
Kalie坦言，網絡文化系在她就讀的院校並不熱門，學系只有約70人。她相信，法案落實後，學校在考慮刪減科目時，網絡文化系將會是首當其衝。她希望在畢業後繼續進修，期望日後在荷蘭居住。她認為教育系統以外，全球職業市場亦持續地向國際化發展。得知法案內容主張授課語言及師資邁向單一化、重回本地化，她感覺自己不受荷蘭歡迎，「（荷蘭）像是想要把國際學生趕盡殺絕。」對荷蘭要控制國際生人數的舉動，Kalie感到不解。她認為要解決人手和設施供應不足的問題，政府應從資源供應著手，而不是嚇退國際人才，在全球化盛行的時代，反而逆其道而行。
預算之減 所為何在？
Jos任教於荷蘭一所應用類大學，法案中雖沒有清楚列明會否影響應用類大學，Jos仍然覺得必須出席示威。他認為削減高教經費十分短視，「這是一件無比愚蠢的事」，Jos帶點怒氣地說。他批評政府沒有作全盤考慮，也沒有預視法案會帶來的後果，唯一關注的是省下來的金錢，並將其用於國防軍備資金。他說，荷蘭政府只注重軍事硬實力，忽略高等教育軟實力，是外強中乾，「在教育的錢兜裡拿錢，就是在破壞國家的未來」。對於推動政策背後原因，Jos質疑政府只是出於政治考量，「我由衷地認為這是一項右翼政黨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行為。」Jos概括說，政府是打著開源節流的旗號，趁機打壓高等教育。而最終當荷蘭教育競爭力下跌、國際人才外流，便是窮途末路，任誰也無法挽救。
後記
筆者來荷蘭交流的時間過了一半，在蒂爾堡看到荷蘭人聚集起來的場面可算是少之又少。蒂爾堡是個較寂靜的城市，除了三月初的嘉年華，這是筆者第二次看到荷蘭人，連同「外國人」一鼓作氣，認真地、團結地去做同一件事。
最初得知罷工消息是收到學校電郵通知，表示校方全力支持活動，大學的辦公時間亦配合改為全天關閉，鼓勵師生一同抗議。於是，筆者身為交換生，雖置身事外，但也想一探究竟，畢竟每天都與不少國際生一起上課。
罷工活動於早上十一時開始。筆者提早半小時到場，出發前抱著緊張的心情，想像著人頭湧湧的場面。然而，甫走到活動集合地，迎接筆者的是空蕩蕩的平地，只有一個尚在準備的演講台，數個臨時攤位寫上了「薯條和飲品」、「示威告示製作」。為了切身體會，筆者成為了「光顧」示威告示牌攤位的第一人。示威牌子寫好，筆者站在人群中等待學生組織的演講。
面前的示威者，一手拿著薯條，一手拿著飲品，沒有留下一隻手舉示威牌子。原以為示威會有的嚴肅、凝重氣氛，最後卻是放鬆的。蒂爾堡的市中心很小，加上遊行路線很短，大概像繞維園外圍數圈，所以示威總時長僅約二、三十分鐘。示威過後，荷蘭人習慣以派對作結，播著音樂、吃著零食、說著笑便宣告完成。因此結束時，筆者感到有點不習慣、不實在。
蒂爾堡的示威完結了，荷蘭其他大學繼續接力罷工。筆者雖然不清楚當權者提出法案的真切因素，但從示威者的口吻中，能聽出人民對是次法案的厭惡。除了法案本身，更多的或許是憤怒——對於一個不為人民、不為社會將來設想的政府懷抱的怨憤。
再看香港，香港的大學也同樣面對「開源節流的難題」。香港政府財政赤字已過千億，而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其中一項紓緩方案，同是向大學「開刀」。各資助大學首次需向政府回撥儲備，未來三年將每年削減資助大學撥款百分之二，學費亦會於明年起三個學年平均每年加百分之五點五。看來當政府要紓解財赤之時，各大學也逃不過要一同共渡時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