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過程萬般自由，卻也千般不易。公司剛起步，所有東西都要從頭添置，有時甚至需要大家將私人物品拿出來做道具，「一集一百萬，很多嗎？到你用的時候又不是很多。」他是總導演，身兼導演和監製的工作，不僅要拍戲，還要控制成本。《警》第一集由他親自操刀，其中飛車、槍戰等場面需要資源較多，一般監製會批多點預算，但他硬是用一百萬拍完了，「我想公平點，示範給下面的導演看，我寧願壓縮自己。因為是新公司，好多預算還未到。」在無綫時曾為預算不足而失望，但今天卻自願壓縮成本，在蘇萬聰眼中，快樂的根本，不在於資金的多少，而是創作上自主的空間。
如今一句無牌，大家的心血無法面世，如何叫人甘心？難怪在《鏗鏘集》中，他一邊播《警界線》，一邊思潮起伏，忍不住淚灑人前。他說，以前在無線也有拍過劇集無法出街，但都沒有特別心痛，因為覺得是工廠的產品。但今次不同，「這件事是見得人的，網上的反應又很好，我們真的想觀眾知道我們做得到甚麼。」
得知不獲發牌的那一刻，蘇萬聰愣在那裡，已不知該如何反應，「一路做的事都像白費了……大家已經穿好盔甲，拿好兵器，現在城門都出不了，覺得氣憤。」作為總導演，他覺得自己有責任組織起港視內部的同事一起行動。他強調，「我不是想搞一個群眾運動，我也不懂怎麼搞，我只不過有感而發。」
他沒有想過發動群眾，但最後卻見到十二萬市民自發到政總支持港視，頓時感到很溫暖，「香港人還是挺可愛的，到利害關頭，他們都會出聲，不會啞忍。香港還有救的。」後來集會演變成留守，他因為不久前才動過手術，整個過程中一直感到不適，無法留下。但他還是堅持為留守的同事安排好位置、物資，直到淩晨五點才離開。
隨後，他從最初組織集會的籌委會退出，也再沒有直接參與同事舉行的抗議活動。他一直覺得自己在整個行動中不是主角，「我做一日領隊而已啊……團員要留在這裡繼續玩，我攔不住的。我那部分的職責已經完成了。」他原本的計劃，只到當日集會為止，之後怎樣做才能真正達到訴求，還未想好:「你要我帶領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目標的事，我怎麼做呢？」
何況社運這個陌生的領域，他自覺並不擅長，「這件事太大，要面對政府，我不懂處理，不像拍戲，我做了二十年，甚麼場景都拍過。這個場景我沒有拍過。」「自己知自己事」，還是拍戲比較穩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