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期《大學線》

第二十九期《大學線》
韓東方人生旅途的追尋記者 □ 邱萍菲 / 編輯 □ 梁萬儀
十年前，他滿懷激情，在天安門廣場上吶喊；五年前，他有家歸不得，流落香港。昔日被捧為「英雄」，讓他感到飄飄然；如今，他默默工作，為推動國內工運盡力。他是遊離海外的獨立民運人士 ─ ─ 韓東方。香港我的矛盾我從未想過會留在香港，還留下快要六年了。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回國被拒，滯留這裡的第五天，是我三十歲生日。人說「三十而立」，我卻流浪他鄉，作一個沒國籍的人。我許了一個回國的願望，但那似乎是遙遙無期的。回國前我曾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坐牢、被跟蹤，卻從沒想過會被趕出來！最後，留在香港成了我逼不得已的選擇。初時無論在環境上、感情上，我都不能適應，就好像被困在小小的斗室裏。我聽不懂街上人們說的廣東話，見不到任何熟悉的臉孔，感到茫然無措。每天，我還要面對許多記者，表現出自信和堅強。回到家裏，只剩下我一個人，就倍覺孤單。可幸的是，每當我在餐廳吃飯，或是逛街，都有人跟我打招呼，支持我。相比以前在北京，朋友對我敬而遠之，我覺得香港人更了解我所做的事情，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九五年我到歐洲北美旅行訪問一個月，行程結束回港時，從飛機上看到這顆「東方之珠」，心情很輕鬆，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發覺 . . . . . . 我漸漸喜歡上香港了。香港是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在這裏我開始走向成熟。中國我的堅持我是工人出身，一直投身工運爭取權利。以前，我是北京工人自治聯盟的負責人，但對獨立工會的意念一知半解，真正的運作情況則完全不知道。來到香港以後，我認識了劉千石和李卓人，我們一起討論獨立工會應如何運作，他們在香港搞工運的經驗是我的啟蒙，再加上兩次選舉的觀察，我學懂了建基於基層的重要，不可以空提口號，必須切實地去談「民生」。然而，中共現在就像農場場主，他把農場霸佔了，但這一片土地已經被荒廢了。我希望請他合作，讓我們進去把土地重新開墾、除草、撒種、施肥 . . . . . . 這是一種和平的爭取手法，但中共政府卻視之為挑戰，擔心將來有一個更優秀的人會冒出來，取代了他的地位。我現時在電台工作，收聽國內工人打來的電話，鼓勵他們組織獨立工會來爭取權利，就好比在飛機上撒下民主意識的種子，雖然比較盲目，但我相信總會有種子落地生根。天安門我的烙印「六四」，不經不覺已是十年了。但對於我來說，就像上月剛發生一樣，幾個畫面仍深烙腦海，特別是在天安門上的辯論、半邊染了血的人，還有我坐牢的兩年 . . . . . . 那都是記憶裏磨不掉的污點。我覺得所有逝去的生命都犧牲得不值，坐牢也是太浪費生命了。當然，「六四」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轉變，我的介入是偶然的，但沒有這一次偶然，便沒有今天的我。曾經感性地以為自己要一輩子為這一天傷感，因為那是我的責任。但現在，理性告訴我不可以永遠活在過去。如果人不從傷痛中跳出來，便永遠無法吸收當中的教訓，無法看清自己的角色，也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說過：「『六四』像一個不熟的蘋果。」參與事件的學生和工人雖多，號稱百萬人上街，其實是發洩不滿多於訴求，就如一盤散沙，彼此沒有聯繫，所以很容易就被鎮壓了。這使我了解到民主運動在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充分的社會條件。一次運動並不足以撼動政權。然而，中國的老百姓，甚至政府官員已經在意識形態上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中共已經在道德上破產了，倒台了！陝西我的牽掛每次想起自幼長大的老家陝西，還有家鄉的老爸，心頭上纏繞著一份牽掛，一種複雜的感慨，更是一股激動的憤怒。人為的阻撓把我和內地親人分割了。有一回和姨媽通過電話，知道她患了癌症。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身體有病，結果如何，其實心裏已作了打算。但後來突然接到電話，知道她去世了，還是忍不住心頭一陣刺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原可以陪在她身邊，支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但人為的阻隔，拉開了我和她的距離，砍斷了我們原本親密的連繫，那不僅是傷心，而是深沉的憤怒，我不甘心，卻無可奈何。想起仍在家鄉的父親，他也是七十多歲了，身體又有毛病，會否有一天我也盡不了人子的責任？會否我跟他將一生一世不再見面？姨媽的遺憾會否也將是我和父親的遺憾？這種人為的遺憾，將可能是一輩子的悲哀，我怎能不憤怒？父親在老家是那麼的孤單，那麼需要他的孩子陪在身邊，而我卻無能為力，我實在不敢想像，也不願去接受將來不幸的那一天。心酸，難以表達。南丫島我的舒閒參與六四是一個偶然，留在香港是一個偶然，住在南丫島也是一個偶然，但是每一個生命裏的偶然最後都成了必然。九二年經香港往美國時，我逗留在南丫島；九三年我取道香港回國不遂，被逼滯留南丫島，後來決定留下來，朋友為我租賃的屋子也在南丫島。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不喜歡繁囂，加上我身體差，只有半邊肺，巿區的環境不大適合我。現在住南丫島，就好像回到自小長大的陝西小鄉村一樣。每日早上七時，我會由南丫島坐船出來，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九六年我接了太太和兩個孩子來香港，兩個小孩韓林楓和韓禹辰今年開始念書，每天我送他們上學，在船上會看看他們的功課。書是英文的，現在我還勉強可以應付，相信以後會比較困難。現在一天到晚工作，連陪他們玩的時間也沒有，有時難得在南丫島上走一走，我希望能多陪孩子享受生活。目前，我最大的心願是能在十年後退休，那時候我四十五歲，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不再那麼沉重，沒有什麼負擔，多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空間和時間，追求更上一層生命的昇華。 ■ 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工運，是一條走不完的路。韓東方投身中國工運超過十年，對工運發展有深刻獨到的看法。他認為：「過去，中國老百姓有一種很頑固的受害者心態，這就是被害之後，躺在地上，站不起來。他們不會反過來想，他要踩我，就是因為我沒有站起來。大家都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坐著等領袖，等救星。」現在，韓東方估計至少有四至五千萬國有企業工人失業。「他們沒有錢吃飯養孩子，已經到了最困苦的時艱，被逼出來遊行，不可以再忍受了。工人問題是一個定時炸彈，現在的中國是到了爆發的邊緣。」他又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個炸彈其實已經爆發了，只是並非整個社會一下子爆發，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爆發。我很擔心會再有一次像六四那樣的事件發生，那就太可怕了。」展望未來，他希望中國的工運可以一步一步以和平方式朝前發展，工人不再透過革命，用暴力發洩內心的不滿和怨恨，應該組織獨立工會，行使他們的工會選舉權，說出他們的願望，逐步獲得他們應得的社會保障和生活所需。
我的心願一．期望早日回到中國大陸，與工廠裏的工人們一道從事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二．期望中國早日實現「一國一制」，讓所有中國人都可以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的制度裏。三．期望十年後退休，並開始過一種簡單的，與過去不同的生活，比如說，像父親一樣做農民，在田裏耕作。
韓東方小檔案１ . 六三年生於陝西一貧窮農民家庭２ . 八九年北京鐵路分局豐台機務段工人，同年參與六四民主運動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人３ . 九一年因肺病保外就醫４ . 九二年赴美醫病５ . 九三年八月取道香港回國被拒入境，此後一直留在香港６ . 九七年開始主持自由亞洲電台「勞工通訊」節目至今

第二十九期《大學線》
韓東方人生旅途的追尋記者 □ 邱萍菲 / 編輯 □ 梁萬儀
十年前，他滿懷激情，在天安門廣場上吶喊；五年前，他有家歸不得，流落香港。昔日被捧為「英雄」，讓他感到飄飄然；如今，他默默工作，為推動國內工運盡力。他是遊離海外的獨立民運人士 ─ ─ 韓東方。香港我的矛盾我從未想過會留在香港，還留下快要六年了。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回國被拒，滯留這裡的第五天，是我三十歲生日。人說「三十而立」，我卻流浪他鄉，作一個沒國籍的人。我許了一個回國的願望，但那似乎是遙遙無期的。回國前我曾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坐牢、被跟蹤，卻從沒想過會被趕出來！最後，留在香港成了我逼不得已的選擇。初時無論在環境上、感情上，我都不能適應，就好像被困在小小的斗室裏。我聽不懂街上人們說的廣東話，見不到任何熟悉的臉孔，感到茫然無措。每天，我還要面對許多記者，表現出自信和堅強。回到家裏，只剩下我一個人，就倍覺孤單。可幸的是，每當我在餐廳吃飯，或是逛街，都有人跟我打招呼，支持我。相比以前在北京，朋友對我敬而遠之，我覺得香港人更了解我所做的事情，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九五年我到歐洲北美旅行訪問一個月，行程結束回港時，從飛機上看到這顆「東方之珠」，心情很輕鬆，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發覺 . . . . . . 我漸漸喜歡上香港了。香港是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在這裏我開始走向成熟。中國我的堅持我是工人出身，一直投身工運爭取權利。以前，我是北京工人自治聯盟的負責人，但對獨立工會的意念一知半解，真正的運作情況則完全不知道。來到香港以後，我認識了劉千石和李卓人，我們一起討論獨立工會應如何運作，他們在香港搞工運的經驗是我的啟蒙，再加上兩次選舉的觀察，我學懂了建基於基層的重要，不可以空提口號，必須切實地去談「民生」。然而，中共現在就像農場場主，他把農場霸佔了，但這一片土地已經被荒廢了。我希望請他合作，讓我們進去把土地重新開墾、除草、撒種、施肥 . . . . . . 這是一種和平的爭取手法，但中共政府卻視之為挑戰，擔心將來有一個更優秀的人會冒出來，取代了他的地位。我現時在電台工作，收聽國內工人打來的電話，鼓勵他們組織獨立工會來爭取權利，就好比在飛機上撒下民主意識的種子，雖然比較盲目，但我相信總會有種子落地生根。天安門我的烙印「六四」，不經不覺已是十年了。但對於我來說，就像上月剛發生一樣，幾個畫面仍深烙腦海，特別是在天安門上的辯論、半邊染了血的人，還有我坐牢的兩年 . . . . . . 那都是記憶裏磨不掉的污點。我覺得所有逝去的生命都犧牲得不值，坐牢也是太浪費生命了。當然，「六四」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轉變，我的介入是偶然的，但沒有這一次偶然，便沒有今天的我。曾經感性地以為自己要一輩子為這一天傷感，因為那是我的責任。但現在，理性告訴我不可以永遠活在過去。如果人不從傷痛中跳出來，便永遠無法吸收當中的教訓，無法看清自己的角色，也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說過：「『六四』像一個不熟的蘋果。」參與事件的學生和工人雖多，號稱百萬人上街，其實是發洩不滿多於訴求，就如一盤散沙，彼此沒有聯繫，所以很容易就被鎮壓了。這使我了解到民主運動在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充分的社會條件。一次運動並不足以撼動政權。然而，中國的老百姓，甚至政府官員已經在意識形態上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中共已經在道德上破產了，倒台了！陝西我的牽掛每次想起自幼長大的老家陝西，還有家鄉的老爸，心頭上纏繞著一份牽掛，一種複雜的感慨，更是一股激動的憤怒。人為的阻撓把我和內地親人分割了。有一回和姨媽通過電話，知道她患了癌症。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身體有病，結果如何，其實心裏已作了打算。但後來突然接到電話，知道她去世了，還是忍不住心頭一陣刺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原可以陪在她身邊，支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但人為的阻隔，拉開了我和她的距離，砍斷了我們原本親密的連繫，那不僅是傷心，而是深沉的憤怒，我不甘心，卻無可奈何。想起仍在家鄉的父親，他也是七十多歲了，身體又有毛病，會否有一天我也盡不了人子的責任？會否我跟他將一生一世不再見面？姨媽的遺憾會否也將是我和父親的遺憾？這種人為的遺憾，將可能是一輩子的悲哀，我怎能不憤怒？父親在老家是那麼的孤單，那麼需要他的孩子陪在身邊，而我卻無能為力，我實在不敢想像，也不願去接受將來不幸的那一天。心酸，難以表達。南丫島我的舒閒參與六四是一個偶然，留在香港是一個偶然，住在南丫島也是一個偶然，但是每一個生命裏的偶然最後都成了必然。九二年經香港往美國時，我逗留在南丫島；九三年我取道香港回國不遂，被逼滯留南丫島，後來決定留下來，朋友為我租賃的屋子也在南丫島。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不喜歡繁囂，加上我身體差，只有半邊肺，巿區的環境不大適合我。現在住南丫島，就好像回到自小長大的陝西小鄉村一樣。每日早上七時，我會由南丫島坐船出來，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九六年我接了太太和兩個孩子來香港，兩個小孩韓林楓和韓禹辰今年開始念書，每天我送他們上學，在船上會看看他們的功課。書是英文的，現在我還勉強可以應付，相信以後會比較困難。現在一天到晚工作，連陪他們玩的時間也沒有，有時難得在南丫島上走一走，我希望能多陪孩子享受生活。目前，我最大的心願是能在十年後退休，那時候我四十五歲，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不再那麼沉重，沒有什麼負擔，多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空間和時間，追求更上一層生命的昇華。 ■ 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工運，是一條走不完的路。韓東方投身中國工運超過十年，對工運發展有深刻獨到的看法。他認為：「過去，中國老百姓有一種很頑固的受害者心態，這就是被害之後，躺在地上，站不起來。他們不會反過來想，他要踩我，就是因為我沒有站起來。大家都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坐著等領袖，等救星。」現在，韓東方估計至少有四至五千萬國有企業工人失業。「他們沒有錢吃飯養孩子，已經到了最困苦的時艱，被逼出來遊行，不可以再忍受了。工人問題是一個定時炸彈，現在的中國是到了爆發的邊緣。」他又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個炸彈其實已經爆發了，只是並非整個社會一下子爆發，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爆發。我很擔心會再有一次像六四那樣的事件發生，那就太可怕了。」展望未來，他希望中國的工運可以一步一步以和平方式朝前發展，工人不再透過革命，用暴力發洩內心的不滿和怨恨，應該組織獨立工會，行使他們的工會選舉權，說出他們的願望，逐步獲得他們應得的社會保障和生活所需。
我的心願一．期望早日回到中國大陸，與工廠裏的工人們一道從事中國的獨立工會運動。二．期望中國早日實現「一國一制」，讓所有中國人都可以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的制度裏。三．期望十年後退休，並開始過一種簡單的，與過去不同的生活，比如說，像父親一樣做農民，在田裏耕作。
韓東方小檔案１ . 六三年生於陝西一貧窮農民家庭２ . 八九年北京鐵路分局豐台機務段工人，同年參與六四民主運動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人３ . 九一年因肺病保外就醫４ . 九二年赴美醫病５ . 九三年八月取道香港回國被拒入境，此後一直留在香港６ . 九七年開始主持自由亞洲電台「勞工通訊」節目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