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匯背後戴啟思

編輯|羅嘉銘　記者｜陸家盛　譚嘉恒

細閱下列文字，請作好心理準備，對號入座……
* 領匯股民﹕不能上市，多少與他有關，
因為他是盧少蘭婆婆的代表律師。
* 星島日報﹕法院終於撤銷廉政公署對報館的搜查令，
謝謝他為報界捍衛新聞自由。
* 公屋租戶﹕找過他控告房屋署公屋租金超過居民入息中位數，
雖然最後法庭判我們輸了﹗
* 公僕團體﹕我們要阻止政府立法減薪，請他繼續努力吧﹗

即使表面上與你無關痛癢，
只要你推崇法治、尊重人權，就要多點留意他，
因為他就是被稱為「人權鬥士」的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

　　戴啟思(Philip Dykes )來自英國，是回歸以來，首位外籍人士擔任公會主席一職。雖然他在港執業已達二十年，但記者問他最喜歡香港哪種食物，他最初答不出來，後來才說偶然會到大排擋吃飯，假日會到西貢行山。或許難以衡量戴啟思是否百分百愛港，但他自言五年內也不會離開，絕對不是過客﹗

　　事實上，戴啟思對香港人權法治一向十分熱心，曾經是香港人權監察組織的活躍成員，難怪有傳媒冠以「人權鬥士」的稱號。戴啟思對此不太認同，還語帶調侃地說，大律師和的士司機沒分別，都是有客便接，按守則辦事。然而，一幅十多年前由越南船民所贈送的「仗義執言」牌匾，仍掛在辦公室的門邊。戴啟思否認這是自己執業的座右銘，只稱這四個字對一個成功的律師是不可或缺的，而他只是對自己的專業負責而已。不過，倒有另一句說話改變他的一生。

讀法律因為不想當教師

　　原來，戴啟思一九七五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本科畢業時，修讀的不是法律，而是英國語文及文學。在大學三年級準備攻讀研究院之際，英文導師問他﹕「你念完碩士後，真的很想當教師嗎﹖」
戴啟思想了一會，然後堅決地說﹕「不﹗我不想當教師，我沒有這般耐性，也不是我該做的事﹗」

　　前路茫茫，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同學和他閒聊法律時，鼓勵他說﹕「你念高中時，不是經常在公開演講活動勝出嗎﹖我認為你很適合念法律，怎麼不試試看呢﹖」

　　最後，戴啟思也報讀了法律系的研究院，但持了另一種看法﹕「因為我想不到還有甚麼好念呢﹗」

　　雖然念法律是半途出家，但戴啟思似乎早有慧根。法律系的研究院，別人要念兩年，但他一年就念完了﹗「念法律是很沉悶和辛苦的，有點像上班一樣，不是人人都能夠捱得過，但我要盡早畢業謀生嘛﹗」

　　說到這裡，他顯得格外自豪，「一名與我同屆入讀牛津英文系的女同學，在二年級時便轉修法律系，用了三年時間才考獲律師執照，而我只用了一年，但恰好我們都在九七年獲得資深大律師的資格。我敢說我閱讀文學、詩歌的日子一定比她修讀法律的日子有趣﹗要是再選擇的話，我還是會先念英文。對一個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來說，法律似乎太沉重吧﹗」

　　轉攻法律，不等於修讀英文的三年是浪費光陰，戴啟思反而認為兩者相輔相成。「當細閱大文豪莎士比亞的作品時，我會特別留意他怎樣撰寫事實。」他解釋，如果律師運用適當的名句和諺語，就可以在結案陳詞時多添趣味性，有助游說法官接納己方的理據，而這正是律師的職責所在。

入港府起草人權法始祖

　　一九八四年的五月，戴啟思由英國曼徹斯特，前往香港的律政署（回歸後改稱為律政司）任職律師。離鄉別井的背後，原來是「七年之癢」。「我在英國的七年，每天不是處理煤礦工人斷手斷腳的訴訟書，就是醫生的檢驗報告，內容千篇一律，沉悶到不得了﹗我不想永遠做相同的工作，我要求變﹗」同年，香港正式落實回歸中國，政權移交衍生的立法程序，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

　　自一九八九年開始，戴啟思主要負責起草人權法案，他認為與產權法和商業法相比，人權法與大眾有最切身的關係。「人權法很有趣，牽涉很多基本的法律原則，是法治的基礎，在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中，也能發揮強而有力的制衡作用。」

法律意見聽了算很失望

　　以法律專家身分，參與中英談判，戴啟思雖然感到榮幸，但難以掩蓋對當時司法體制的失望之情。「我曾經提出一些法律意見，但政府部門並不重視，也甚少加以採納。他們的法律觀念很落後，很少預防問題發生，總是認為發生了才算吧。法律顧問，就被看作次等官員，或是消防員一樣，有事時才用來滅火﹗」

　　被問及這些官僚作風是否仍存在於特區政府之內，戴啟思並不作任何評論，只對記者說，「你儘管問問他們吧﹗」他認為，充分的法律諮詢，對於成功推行新的政策十分重要。他又建議，政府每個部門應有法律顧問長期駐守，以維持政策的延續性。

　　與此同時，高級公務員本地化計劃勢在必行，外籍官員的前景漸趨暗淡。「我那時不過三十七歲，已是律政司的管理級官員（Directing officer），沒有太多晉升的空間。」在九一年年底，戴啟思決不與政府續約，加盟私人律師行執業。「如果我當時四十多歲的話，可能會留下來吧﹗」

人大釋法好與壞沒關係

　　胡仙事件、居港權風波、雙普選遭到否決，連番的司法爭議，令人質疑香港的法治，是否在回歸以後逐漸倒退。戴啟思認為，香港沒有任何不尋常的改變，不過是落實執行《基本法》而已。

　　至於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法例的最終解釋權，戴啟思表示，討論這對香港是好是壞已無關係，因為畢竟已是香港憲法的一部分。「我所關注的是，釋法的合法性（lawfulness）。如果有一條壞的條例，釋法可以用來限制它﹔如果條例本來是好的，釋法則可以擴展它的範圍。」

心不死兩度選公會主席

　　當大律師公會主席，不獨會務繁忙，又經常捱批，官司接得少，收入也自然少，每屆主席幾乎都是自動當選，僅在零一年出現過兩雄相爭的局面﹕當時，戴啟思以三十五票之差，敗給現為立法會議員的梁家傑。戴啟思之後前往英國度假時，又不幸中風，整整休養了大半年，但他今年捲土重來，成功自動當選。

　　戴啟思坦言，再度參選，是為了實踐自己早已定下的目標，現在正是良好的時機。「我已擔任公會副主席多年，十分清楚公會的運作。老實說，四年前我還是比較年輕，今天則明顯較為成熟。在朋友的鼓勵下，便決定參選了﹗」他強調，現時身體並無大礙，絕不影響公會會務。他笑言，「如果我真的應付不來的話，還有兩名副主席協助嘛﹗」

不出名皆因公會有規定

　　然而，如果記者在街上隨意問途人一句，「你知道現任公會主席是誰嗎﹖」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活躍政壇的公會前主席余若薇、湯家驊和梁家傑三人，好像與戴啟思扯不上關係。「或許他們過去的表現很好，受到市民廣泛認同吧﹗」作風低調的戴啟思回應說，「知名度，我不在乎。」

　　戴啟思重申，大律師公會不是政治團體，不會主動參與政治討論，只是九七年後經常被傳媒經常要求公會就法政紛爭作出回應，公會主席的一言一行才備受關注。他表示，公會會章列明，不容許主席作自我宣傳。主席發表的言論，不過是公會商討過後的集體決定。至於個別大律師的政治取態，公會不會干涉，但戴啟思認為，大律師可以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因為從政者必須熟習法律，才可以推出新法案改善社會。

促改例擴法援增訟師費

　　上任不足兩個月，戴啟思即炮轟現時申請法律援助的經濟審查太繁瑣，結果法援只惠及社會最低收入社群，中產階層則最受忽略。他認為，人人都有權享用法援，政府檢討法援制度是必須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戴啟思亦炮轟法援署支付刑事案件委聘律師的酬金過低，他指出相關律師訟費條例是三十五年前設立，現已過時，沒有就律師進行審案前的額外時間給予報酬，無論案情如何複雜，他們都只獲得一天預備工作的酬金。戴啟思擔心，如果情況持續，難以吸引優質的年輕大律師加入刑事範疇執業，也變相令法援質素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