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建民
攀出自在人生

 

記者□潘淑麗 唐潤心  
編輯/攝影□王燦妮

 

後記

 

(攀山照片由鍾建民提供。)

一九九七年,鍾建民攀登歐洲最高峰埃拔爾峰。

 

鍾建民摸著他「撿回來」的硬耳朵。 

 


鍾建民於二零零三年五月,登上珠穆朗瑪峰。

 


他凱旋歸來時,親人到機場迎接。

 

鍾建民對店舖的事親力親為。

 

在很多人眼中,攀山運動是艱苦、危險、乏味的;
但對鍾建民來說,攀山是他的特長、伴侶,甚至生命的著力點。
「就如吸毒一樣,我攀山攀上了癮,一世也戒不掉了!」
憑著攀山技術和信念,他登上世界七大高峰:
憑著攀山的專業知識,他開設一間又一間攀山用品專門店;
憑著對攀山的興趣,他無所不「攀」──
電視台拍攝劇集中的攀石鏡頭,鍾建民做特技人、做替身;
楊盼?為東華籌款,從二十三樓滑落地面,鍾建民準備吊索工具;
就連廣場上一枝旗桿的繩子斷了,有關政府部門都找鍾建民幫忙爬旗桿,繫上繩子。
「最重要是攀出新意,攀出自在人生!」

為攀山 再遠再苦都要去
  鍾建民從小和攀山運動結下不解之緣。

  「小時候,我家住在鑽石山。當我每天放學回家,看到獅子山上夕陽餘暉的景色時,心裏想如果能攀上去,該是多麼美妙的事啊﹗」

  小學六年級,他終於有機會一償心願,參加學校舉辦的獅子山行山活動。

  「那是一次很美好的旅程﹗自此,我開始了行山遠足的活動,跑遍香港大大小小的山徑,對山的熱愛也愈來愈濃了。」

  而真正令鍾建民對攀登雪山產生興趣的,是一部記述一群印度人爬雪山的電影。他嚮往那種登上頂峰的滿足感,希望如片中人般完成一件偉大的事。

  但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缺乏攀山裝備及資料,也沒有適當的訓練攀山場地﹔加上鍾建民家貧,讀書成績又差,攀山夢想似乎遙不可及。

  唯一的出路就是經親戚介紹,到比利時做黑市勞工,然後在當地申請第三世界國家助學金,借讀書為名,學習當地的攀山技術為實。

  在比利時留學期間,鍾建民在餐館當侍應,節衣縮食,試過用十多元做一頓飯,分開三天來吃,把省回的錢用來攀山。他經常翻查黃頁,搜查攀山學會的資料,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結伴攀山,從實踐中掌握攀山技巧。

  終於,他在一九七八年攀上了法國最高的白朗峰,完成人生第一個登峰目標。「由於當時經驗不足,禦寒的帽子被大風吹走,我的耳朵凍得變成紫黑色,下山後全無知覺,差點要切除。」摸著「撿回來」的耳朵,鍾建民心有餘悸﹕「幸好當時有個醫生嘗試用水慢慢浸泡,細心治療,我的耳朵才保得住。現在雖然聽力無損,但耳朵變得很硬,很多細胞都凍死了。」

  在這段留學期間,鍾建民陸續登上了北美洲最高的麥士尼峰,以及非洲最高的馬紮羅峰。

開店鋪 白手創業甚艱難  
  雖然九年的流浪生活,令鍾建民一嘗登山的樂趣,但人在異鄉,始終發展不了真正的事業。

  一九八五年,鍾建民決定回香港老家,向親友借來資金,在油麻地上海街開設第一間攀山用品店,將畢生興趣發展成終身事業。
  開業頭半年,慘澹經營,店舖被迫在白天充當「高峰補習社」﹔週末及晚上才售賣攀山用品。

  「做生意要懂得變通。香港受到客觀條件限制,沒有高山可以攀爬,因此購買專業攀山用品的人不多。後來,社會慢慢重視戶外活動,愈來愈多人遠足旅行。我看準時機,不只售賣專業攀山用品,還售賣遠足、旅行等用品。顧客在選購時遇上困難,我都會給予中肯的意見,他們對我十分信任。」

  攀山健將談起生意經,竟然頭頭是道。

  時至今日,當年豆腐般大小的閣樓舖,已擴展至五間店舖,分別售賣不同種類的戶外活動用品,並取得「Karrimor」品牌的獨家代理。此外,鍾建民還一手創辦了香港攀山訓練中心,教導攀登技術。

  事業發展得順利,鍾建民攀山的心癮又犯了。

  「我喜歡攀山,並不是為了名與利,攀山過程也談不上『好玩』,因為要時刻面對困難,甚至死亡。但正因為攀山時要不斷克服逆境,在茫茫高山上獨自面對氧氣不足、高山症等挑戰,反而令我享受這種滿足感。有些人一生尋求安穩,我卻過不慣太平淡的生活。」

  自九七年起,他放下生意和家庭,再次踏上征途。除了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外,他在兩年內逐一征服四大洲的最高峰。

  鍾建民滿不在乎地說﹕「我每次出國攀山,一別數月,店內業務就交由妻子及員工打理。只要我回來後,看到店舖仍然生存,就已經很安心了。」

登珠峰 四次失敗也不計
  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他攀了六個,而鍾建民最大的攀山目標就是登上珠穆朗瑪峰,經歷了四次失敗,他最終在二零零三年五月,成功攀上珠峰,成為第一位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香港人。

  「Plan your work, work your plan」是鍾建民的座右銘。要達成夢想,就要有目標、有計劃。他為攀登珠峰,積極作準備,如﹕每天背著石頭在飛鵝山由山腳到山頂來回跑五、六次﹔依照營養餐單進食,絲毫不敢怠慢。

  「但努力不代表有回報,我攀登珠峰足足五次。前四次,都因為一些意外而告失敗。」

  九二年,第一次挑戰珠峰,卻因事前籌備工夫太多,令身體過度疲勞,被迫在六千多米處折返。與他同行的湛易佳,卻成功登頂,成為第一位登上珠峰的香港人。鍾建民坦言﹕「當時我真的很失落,甚至打擊了我對攀山的信心,之後有足足五年時間,我沒有再嘗試攀登高峰,這是我攀山生涯的低潮。」

  九九年鍾建民再接再厲,卻遇上一名英國隊員失蹤,自己又肚瀉不止,再度與峰頂無緣。

  鍾建民無奈說﹕「有些人以為攀山者有能力征服天險,是打不死的。其實我們也是人,尤其在幾千米的高山上,人的力量更加渺小,當隊友有難時,根本沒辦法施救。人總是自私的,生命只有一次,當生死攸關的時候,最重要是保住自己的性命,為拯救隊友而犧牲,在現實中是沒有必要的。」

  攀山者對死亡早有心理準備,有時心照不宣,有時立下生死狀──若有隊員在攀山之中發生意外,最終不能責怪任何人。

  「從開始攀山到現在,我起碼有十位隊友死在雪山上,永遠也回不了家。我不希望類似悲劇發生在我的同行者身上,而且人與人之間很難有共識,所以我寧願一個人攀山。」

  二千年鍾建民第三次攀上珠峰,卻遇上大風雪,登山之夢又再落空。

  二零零二年捲土重來,可惜在七千多米的山上忽然情緒不穩﹕「可能因為我的身體適應得不好,覺得很累,很想家……」身心狀態大打折扣,只好放棄。

  「和大自然搏鬥,不但靠體能,更需要很強的意志。我知道在當時的狀態下勉強登峰是十分危險的,惟有掉頭回家。那次離開營地時,我心想下次不會再來了。」

  連續四次攀登珠峰失敗令他感到顏面無存,壓力極大,換作其他人,可能早已放棄。但他「不登珠峰心不死」,在吸取教訓,重整旗鼓後,於二零零三年五月第五次攀登珠峰,最終成功。

  「我不想留下遺憾﹗再過幾年,我的健康和體力可能不復當年,即使有決心攀峰,恐怕也無能為力。而且我相信自己是有機會達到目標的,再難也要嘗試。」

  鍾建民總結第五次登峰的成功關鍵,真的有點玄──就是要進入「忘我」境界。當時正值沙士肆虐香港,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加上女兒染上肺炎(並非沙士),剛剛康復,他便要出發,教人如何放心得下﹖

  「那也沒有辦法,當時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計劃好的事情就一定要做。」鍾建民認為,要攀上珠峰這樣危險的高峰,心中不可有雜念。「多一個憂慮,就等於多一重登峰的障礙。要好像奧運運動員一樣,摒棄一切雜念,才能完成目標。而這個目標,不僅是攀上峰頂,更重要的是有足夠的能量,成功下山,安全無恙地與家人團聚。」

未來路 不同目標再進發
  年過半百,又有家眷,自然有所牽掛,但鍾建民對攀山運動的熱愛卻不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減退。

  「攀山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沒可能會放棄。只是世界七大高峰我都已經攀登過,暫時沒有攀登其他高峰的計劃,可能會嘗試去南極點啦﹗」
  過去,鍾建民每次攀峰,幾乎都會面對死亡的威脅,曾經在雪崩下逃生,試過被高空掉下的氧氣樽擊傷頭部……現在,為了不讓家人擔心,也為了自己能夠真正享受攀山之樂,「我會選擇攀登一些難度較低、風景較美的山峰,攀得自在之餘,還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可以有事。」

  在三十四年的攀山生涯中,鍾建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因為得到父母、妻子、女兒的諒解和信任,才可以一一實現登峰目標。

  如今愛護家人才是他最大的心願,但依然離不開登山。「每逢週末我都會與妻子女兒到郊外遠足。」鍾建民輕鬆說道。「最近,我還執筆寫作,希望將攀山經歷及知識出版成書。這是我下個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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