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勞工維權組織 艱苦生存實錄

編輯│王寶熒 記者│黎淑怡 房伊媚 攝影│王寶熒 黎淑怡 房伊媚

東莞裕元鞋廠工人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罷工情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東莞裕元鞋廠工人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罷工情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香港的工人如果碰上勞資糾紛,要找到工會協助並不困難,但在內地的工人則沒那麼幸運了。縱使大大小小的工會遍佈全國,工會卻由資方管理,當工人被企業欺壓時,要工會替勞工發聲,簡直是天方夜譚。工人有冤無路訴,只好尋求民間的非政府組織(民非,在港稱為NGO)協助。這些組織協助工人爭取權益,卻因對抗大企業,頓成政府的眼中釘,屢被逼遷、無理罰款和暴力襲擊。

民非的出現始於中國改革開放,由一班知識份子從外國引進。二零一二年,全國人大宣布社會組織可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取得合法的民非「名份」。然而,一些被政府懷疑會打擊其威望的機構則不在涵蓋範圍內,包括維權、宗教、同志類的機構,他們不但無法名正言順地以民非之名運作,只能登記為工商機構,更屢屢受到政府打壓。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春風)和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小小草)就是其中的例子。

不向政府妥協 後「被旅遊」

勞工出身的張治儒在二零零五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為勞工提供免費法律意見,以及跟資方談判的策略,處理本應由工會負責的個案。張治儒批評國家工會或由資方管理的工會,都是維穩機器:「工會很有錢,也有很多人,要是他們幹實事,肯定能幹一番事業,但他們不做勞工維權」。所以,遇到勞資糾紛時,民間的NGO就是勞工的唯一希望。

春風的張治儒:「政府不會宣傳有利勞工的法律,如果政府的工會肯幫工人,就不需要我們了。」 
春風的張治儒:「政府不會宣傳有利勞工的法律,如果政府的工會肯幫工人,就不需要我們了。」

去年四月,張治儒就參與了內地一大型罷工運動。東莞裕元是Nike、Adidas等國際品牌球鞋的生產廠,擁有約五萬名工人。有工人發現鞋廠沒有按照法例繳足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打算發動罷工行動,並且請春風提供法律意見。

四月十三日,當張治儒前往跟三十多名工人代表開會,途中在餐廳歇腳時,突然有二十多名公安出現,把大部分人帶走。張治儒在混亂中脫身後,在網上聯絡工人,建議他們在十四號日中午啟動罷工。當日,按計劃罷工的工人多達三萬人,是內地罕見的大規模罷工行動。事件令全國嘩然,公安在二十三日到張治儒的辦公室,把他帶走,公安要求他發聲明斷絕與工人聯繫,但他不肯妥協,於是被送到增城旅遊區。「被旅遊」的那三天,他被人貼身監視,無法打電話或上網聯絡正罷工的工人。

另一邊廂,罷工逼使企業與勞工談判,工人促請企業補繳欠交的社保及住房公積金,企業則要求工人同樣要補交幾萬元的供款,但月入只有二千多元的工人霎時間交不出六、七萬元,資方又拒絕讓步,最終工人陸續復工,到張治儒在二十六號回復自由時,為時十三日的罷工行動以失敗告終。

全國總工會財力驚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工廠要按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撥經費,當中四成上繳全國總工會、省、市各級工會,六成則交予企業內部的工會或勞工單位。《工會法》第六條訂明,工會應以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為基本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