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紅線逼近 學生政治組織的去與留

今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刊憲前夕,多個學生政治組織先後宣佈解散。學生政治組織「學生動源」的鍾翰林等前成員,被警方先後在7月和10月以「涉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拘捕,隨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近年的社會運動裡,學生是重要的推動力量,學生組織動員一眾學子在校園內外發聲。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期間,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高峰時期更逾350個;學生力量由校園走到街頭,他們組織罷課集會、舉辦聯校人鏈活動、於各區設置街站等行動,主導了抗爭運動的發展。但隨著《國安法》生效,社運空間漸見收窄,在抗爭氛圍逐漸冷卻的大環境下,一眾「社運新鮮人」又會如何選擇去留?

記者 | 蔣瑩 編輯 | 余頴彤 攝影 | 蔣瑩 王靖琳

「《國安法》,應該沒事的,他(政府)只是吹噓一下而已。」

「青年政治關注組」的成員在《國安法》推出前僅認為有關法例是雷聲大雨點小。然而,在6月30日,即《國安法》刊憲當日的傍晚,他們決定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由即日起停止運作。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青年政治關注組」除擺設街站外,也曾聯同兩個學生組織組成「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就考評局取消歷史試題一事提出司法覆核,以及發起罷工、罷課公投。相對一些支持港獨的組織,「青年政治關注組」偏向保守溫和,但最後亦因《國安法》下可能面臨的風險而停運。

前成員Katy(化名)說, 6月30日的早上突然看到香港眾志、學生動源及香港民族陣綫等多個組織宣布即時解散或遣散所有香港地區成員 ,他們便急忙就組織應否解散作討論。成員們對《國安法》即將生效感到很害怕:

「即使你沒犯法,你做了一點事情他(政府)不喜歡的話,你也會有很大的被捕風險。」

結果,他們只花了一到兩個小時討論,便趕快下了決定。當時,十多位成員中,只有三、四個支持繼續運作,其餘的成員都傾向解散組織。一早明瞭投身社運的風險的Katy,是當時少數支持關注組繼續運作的成員,亦曾嘗試說服那些決定解散的成員。起初兩邊有些僵持不下,惟經過一番討論後,Katy考慮到其他年紀較少、從未公開身分的成員的安全和前途,又認為自己較為年長,有責任顧及其他成員的考量,因而提議暫時停運組織,並獲成員支持。事隔數月,Katy眼看現時學生組織的影響力與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便更加相信停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當時(反對停運)好像很勇敢、很厲害,但現在回想我認為是不值得的。」

失去原有影響力 盼提升社會地位再戰社運

「到底我這年做了什麼?為什麼我要用這麼多心力去做一件看不見未來,看不見前途的事?或者做一件對社會沒有什麼影響的事情?」

經歷了一年多的社會運動,Katy有著很大的無力感。警暴、濫捕等問題至今仍未有絲毫改善,眼見一個沒有改善的香港,令她相信反修例運動早已完結,學生組織亦失去原有影響力:「你說擺街站,有人注意又如何?你真的如此有影響力的話,早就有一大群人上街了。」曾經協調不同關注組籌辦集會、舉辦人鏈活動及擺街站的Katy,起初也覺得這些工作能夠喚醒學生,推動抗爭。但隨著運動冷卻,她發現付出同樣的努力後,這些活動對推動社會改變的作用已大大減少:「要覺醒的也不會到這一刻才覺醒」,所付出的心血顯得徒勞無功。

Katy認同參與社運需有不計付出的決心,但同時亦要想清楚當中的收穫。她相信,抗爭的根本目標是社會改變,所以應放眼未來。現在一邊工作,一邊準備重考文憑試的Katy,希望先照顧好自己的生活,裝備自己,再在未來尋求其他方法參與社會運動。至於未來以甚麼形式推動社會改變,Katy指沒有一個特定答案。她認為身處香港:「靠社運去謀生是不行的,誰能做得到?也就是最有名的那幾個吧。而提升自己在社會的位置,是一個可以更直接地影響社會的方法」。

關注組由六月停運至今,Katy(化名)得到空間和時間考慮自己的未來方向。(蔣瑩攝)

內外因素雙重打擊 學生組織以退為進

政府在疫情下實施「限聚令」,導致集會及人鏈等多人聚集的活動無法舉辦,加上《國安法》帶來的壓力,令學生組織在網上發佈帖文時,都要多加留意當中用字和內容,避免觸犯相關法例。於去年8月成立的「中學生連線」便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組織。他們在《國安法》實施前多次舉辦人鏈、街站等活動,亦曾聯同其他三個組織合辦曾揚言與港人攜手走上獨立之路的聯盟「香港獨立堂」。

副主席Peter(化名)指,「中學生連線」在《國安法》後迎來一個小型退出潮,大約10多名,即四分一的成員退出;而留下來的成員對於組織應否繼續運作亦有分歧,部分成員害怕個人安全,因而提出刪除整個專頁的方案,但經商討後,他們認為只要保持低調,便可在紅線下繼續發揮學生組織的作用。現時他們主要在專頁上發佈時事及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資訊。

Peter承認組織在《國安法》下變得較「審時度勢」,避免因採取以往的激進態度,惹來「自殺」下場。舉例說,以往他們會在專頁上發佈有關香港獨立、批評警暴問題等的帖文,但自《國安法》實施,他們對帖文的一字一句都格外小心,除了不再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亦會避免強烈譴責警方和政權,並刪除與港獨有關的簡介和帖文:

「現在做的可能都較為『離地』,但也不能在街上毫無顧忌喊口號。樹大招風,我們不希望成員白白作出無謂的犧牲。」

然而,Peter指出學生力量目前最大的困境並非源於《國安法》或疫情,而是組織之間的爭鬥。他表示學生組織泛濫,在網上討論區亦常出現無故抨擊對方的情況。以「中學生連線」為例,Peter多次發現Telegram的地區群組內,有人刻意發放針對他們的惡意留言,指他們私吞捐款。即使在專頁澄清,仍有人留言批評組織「食人血饅頭」。Peter指這種鬥爭自去年9月已出現,雖然情況自《國安法》實施、多個學生組織停運後有所減少,但他認為內鬥已令學生力量難以再次團結。因此,即使沒有《國安法》等外在因素,學生組織也會因鬥爭而無法充分發揮力量。

中學生連線於今年三月聯同中學時政召開記者會,要求教育局延遲香港中學文憑試。(受訪者提供)

無懼打壓拒自設「紅線」 望衝破同溫層面向大眾

「你是準備文宣的吧?那家打印店在好景⋯⋯你跟他說要一萬張貼紙⋯⋯」採訪當日,「賢學思政」的成員正密鑼緊鼓地準備即將開設的旺角豉油街街站。有大約30位成員的「賢學思政」是今年5月才成立的學生組織。在疫情和《國安法》下,當大部分組織決定停運或保持低調時,「賢學思政」依然多次舉辦公開活動,單單在10月就連續四個星期舉行相片展覽及街站,呼籲公眾關注被扣押內地的12 港人、泰國示威運動等情況,亦因此被警方多次以違反「限聚令」票控,更被《文匯報》以「煽暴播獨」點名批評。

「賢學思政」召集人王逸戰於社運低潮成立新的學生組織,期望突破同溫層。在此之前,他也積極推動抗爭。去年6月,他在校內籌辦罷課,最終有三、四十人響應,推動他成立校內關注組、與區內中學合辦集會。王逸戰看到有500多人參加聯校集會時,驅使他思考如何推動更多人參與抗爭。時至今年1月,街頭抗爭活動減少,他有感學生組織的活躍度下降,加上過去有籌辦地區活動的經驗,令他萌生出成立學生組織,舉辦全港活動的念頭。「我認為自己可以聚集一群人,那麼我為何不自己辦一個組織呢?」但由於需要應考文憑試,故他待公開試結束後才正式成立「賢學思政」。

除展出反修例運動相關的相片外,賢學思政亦有準備便利貼和文具,讓市民寫下給十二港人的說話。(蔣瑩攝)

王逸戰形容自己是行動派,不希望與其他學生力量一樣只停留在網上宣傳:「現在的學生組織太同質化了,所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他認為如果學生組織只是在網上發佈帖文,受眾也只會是同溫層內的人,相反,舉辦不同的公開活動,可以令更多人知道依然有一群人在堅持,從而受到鼓舞。

王又認為《國安法》只是政府讓市民噤聲的手段,沒有想像中恐怖:「《國安法》之後我也照常辦街站,照常喊『光時』等,他們(警方)用攝影機把我拍下,之後也沒有事。」他認為《國安法》所謂的「紅線」是由香港人自己設立,並繼而自我審查及噤聲,但實際上相關法例的界線模糊,政府也不能明確界定哪一句說話是觸犯法例。在採訪當日的相片展覽中,他們依舊播放被視為「禁曲」的《願榮光歸香港》、拿著揚聲器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號,不過聲量並不大,圍觀的市民亦偶見回應,而附近在車上戒備的警員亦未有行動。不過,在其後的荃灣路德圍街站,王逸戰與其他街站成員在約15分鐘內兩度被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票控。

賢學思政擺設荃灣街站期間,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並發出違反限聚令告票。(王靖琳攝)

盼以信念影響信念 無懼成為政治犯

雖然「賢學思政」在《國安法》生效至今都保持高調及活躍,但王逸戰亦坦言社運正處低潮,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不足,加上作為學生,公眾未必認識自己,影響力始終有限。但他認為信念可影響信念:

「即使擺十次街站都改變不了一個人的想法,但如果擺一百次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我們都會繼續去擺。」

現在他們抱持令這場社運延續下去的想法,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使公眾繼續關注抗爭,更希望推進一步做到政治啟蒙,令港人參與政治活動時知道背後的政治理念和目標,不再人云亦云。

對於未來,王亦同意在《國安法》下,學生組織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弱。十月末,學生動源成員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王無奈地表示,當寥寥數句也被說是分裂國家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已成為過去式。他預計在可見的將來,會有更大規模的清算行為,但他並不後悔投身於社運中, 亦已經做好當政治犯的準備。由於父母的政見立場與他相反,王逸戰很少與他們談論社運。王憶述自己在9月6日「九龍大遊行」因涉嫌「非法集結」 被捕時,他的父母也只是「哦」的一聲作回應,加上不希望家人擔心,所以他一直沒有對他們說自己有當政治犯的準備。

賢學思政召集人王逸戰多次在擺街站期間被警方截查、票控。(王靖琳攝)

雨傘到反修例 學生參與依然重要

對於《國安法》頒布後有大量學生組織宣布解散,或不再更新專頁的現象,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並不同意這是學生力量的退潮。黃解釋,學生組織只是因應社會整體氣氛而減少活動,但並不代表學生們從此不再參與社會運動:「相對上年的街頭規模,以2020年的街頭規模,這些組織的專頁更新如果沒有減少,那才是真的奇怪。」他強調學生力量並不會受限於組織身分,即使沒有加入任何組織也可以為社會運動作出不同貢獻。

他又認為學生在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中都發揮重要作用,但由於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因此難以比較兩者的影響力。對於是否需要「大台」來團結學生,黃之鋒表示,在兩場社會運動中,學生會否出來抗爭,其實與中央組織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取決於學生自身願意為社運付出多少時間和心力。他有信心只要疫情稍趨緩和,運動的規模會再次擴大:

「我對比我年輕的學生更有信心,歷史已經證明了一切 ,2019年的中學生投入抗爭所承擔的代價、勇氣等等,所付出的(比2014年)更加多。」

黃之鋒認為《國安法》實施後,學生投入社會運動的方式必然有所調整,但並不代表學生減少關注。(受訪者提供)

(更新)在11月30日,「賢學思政」 於旺角擺設放映會街站,聲援12港人。街站完結後,他們將收集所得的信件帶到廣華街郵局投寄,途中有人展示「毋忘義士 釋放十二」的標語及高叫「721 唔見人、831 打死人」等口號。結果連同王逸戰在內,共有4名「賢學思政」成員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