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後 內地採訪難上難

「在街頭採訪是否犯法?」突然被帶到派出所的香港電視台記者阿恩(化名)不禁反問公安,卻換來「你合作,你合作」的敷衍回應。這是阿恩與同事一個月內,第二次在廣州採訪其間被拘留。公安把他們的手機一部部疊在桌上,不准使用。他們知道不能坐以待斃,若無法通知外界,便難有放行的機會。同事待公安一不留神,乘機取回手機,通知廣州宣傳部來交涉。待走出派出所時,才發現已是傍晚了。

記者│蔡美琦 楊文敏 編輯│李慧珊 攝影│李慧珊

阿恩和同事Jo(化名)去年八月駐廣州工作,她們指,電視台曾於七月報道內地民眾對反修例運動的看法,以及偷拍一些敏感題材,相信這些報道引起官方關注。八月初,阿恩和Jo出外採訪時曾遭公安跟蹤,當時公安未有進一步行動;後來她們做了一個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報道,隨後幾日就有約七名公安分別兩次到她們在廣州的辦公室,以檢查屋內滅火設備為藉口要求入屋。阿恩說,以前沒有發生類似的情況。她們不能拒絕,唯有目不轉睛地觀察公安,防止他們放下監聽器。

八月中,他們再做與反修例有關的採訪,阿恩和Jo在街頭訪問廣州民眾的看法,完成訪問後,團隊一行四人在附近的商場用餐。準備開車離開時,商場停車場的閘桿卻無法開啟。阿恩本以為是機器故障,只好在車上等待保安來解決,怎料十五分鐘後,突然有六、七位公安出現包圍他們。阿恩嚇得心裡怦怦大跳,不知所措。公安兇狠地呼喝他們下車,並且不准他們用手機和說話,把他們帶進商場的保安室。

扣留期間,阿恩想盡辦法離開,她藉口上廁所,偷偷用手機向香港的上司求助, 通知宣傳辦的人過來交涉,被拘留三小時後才獲放行。阿恩不明白為何突然被截查,直到放行後看到一條讓她非常震驚的手機片段:有人在遠處拍攝不久前阿恩在街頭訪問的過程,片段雖看不清人樣,但足以看出是記者正在採訪。發佈者稱阿恩是「非法採訪」,並且會故意歪曲事實,提醒大家不要接受香港記者的訪問。片段在網絡瘋傳,短短幾小時就有過百萬觀看量,下面更有不少人身攻擊的留言:「她在哪兒?如果讓我看見,我一定打死她!」

阿恩被誤認為假記者,遭內地網民人身攻擊。(微博截圖)

事隔一星期,公安在廣州一個公園再次截查阿恩及Jo,並要求搜背包。近十名公安把他們帶到派出所,並把所有沒收的手機疊在桌上。Jo趁公安不為意,迅速拿走自己的手機通知香港上司,又再經過三小時才獲釋。擁有兩年內地採訪經驗的Jo表示, 以前公安較為被動,往往在報道播出後才知道他們做過哪類採訪,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公安變得主動:「連續兩次公安都能於短時間內到達採訪現場,(所以我們)便覺得公安在主動跟蹤我們。」阿恩事後亦回想,公安拘留期間並沒有粗暴對待記者,相信主要目的是拖延記者時間,讓自己無法繼續採訪。

公安旁門左道阻礙採訪

除了直接拘留,公安在最近半年亦不斷向他們廣州辦公室的業主施壓。Jo表示,內地業主出租單位時需要交稅,平時做法寬鬆,沒有太多規管,但公安在最近這半年不斷向業主追討稅項。除此以外,公安更騷擾業主九十多歲的父母,質問他們「你 知道你的女兒租樓給香港暴徒嗎?」Jo認為,此番說法彷彿暗示業主做了不見光的勾當:

「公安想威嚇業主不再出租給電視台,用旁門左道妨礙記者工作。」

此外,Jo亦認為,內地民眾明顯因反修例運動對香港產生負面情緒。她以往在廣州採訪時,覺得當地人民很「貼地」,願意分享很多事情。但現時她卻覺得內地人對香港媒體反感,擔心記者會扭曲他們的意思。運動爆發後,邀約內地學者做訪問也變得更難,即使報道非敏感議題,也有學者因擔心而拒絕接受早已答應的訪問。Jo做街頭訪問時曾向內地民眾表明身分,卻被投射厭惡的目光,而且她經歷過兩次被內地公安拘留後,做訪問時會擔心內地民眾報警,使公安再有機會用「非法採訪」等罪名拘留他們,阻礙採訪。在內地採訪的掣肘愈來愈多,因此Jo在採訪過程中會選擇除去咪牌,也不會主動介紹自己來自香港,以減低內地民眾的戒心。

記者成中央監視對象 官方記者會拒之門外

在另一新聞機構工作的記者Sam(化名),有七年駐京經驗,8至11月駐京時正值反修例運動衝突激烈的時候。他說,外交部一名官員曾直指Sam的新聞機構「沒有做好一個傳媒應有的角色」,又向他表達警察很辛苦,傳媒應該做回「正義」及「人性」的報道,暗批香港記者的報道及言行不恰當。他指國家安全部會派人監視香港記者的一言一行,記者若在會上提問時不禮貌,發表激進言論,內地安全部便會對這記者有所警惕。有記者曾於香港警察的記者會上戴上「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抗議, 事後便有國安向他查問參與抗議的記者姓名,他猜測國安會限制這些記者在內地的工作,或主動向他們問話,甚至使整個機構失去到內地採訪的資格。

香港電台記者陳妙玲,由2006年開始成為駐京記者,曾到烏坎村、新疆等地採訪,又經常出席內地官方記者會。她指大部分官方記者會需要被邀請才能出席,但外交部記者會一向最開放,幾乎全世界媒體均有採訪證,自港台設立駐京組時已經能出席, 她以往亦會在記者會上問及香港議題。陳妙玲上年六月駐京時仍獲批外交部採訪證,但從八月起,外交部已沒有再發證給港台,向官方查詢只得到「正在處理」的答覆。在申請參加外交部記者會的香港電子傳媒中,現時只有《鳳凰衛視》有外交部記者證。

陳妙玲(左一)與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合照。(受訪者提供)

雖然官方一直不解釋為何不發記者證,但她相信與反修例事件有關。陳妙玲表示,六月反修例運動開始,官方逐漸對香港記者有所忌諱。直至八月,香港局勢升溫,內地媒體開始報道及抨擊香港情況,令內地政府進一步打壓香港記者。陳妙玲認為不能進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是收窄了香港媒體收集資料的渠道,她唯有透過直播取得資料,或請其他媒體幫忙在記者會上問問題。 除此之外,香港傳媒以往多年會透過公開報名,派記者採訪廣東省人大兩會,但今屆廣東省人大兩會今年卻不接受傳媒自行報名採訪,只接待獲邀人士,港台亦不獲邀請。

雖然報道的空間愈縮愈窄,但陳妙玲卻認為辦法總比困難多,做內地新聞需要與公安鬥智鬥力,能突破內地政府封鎖很有成功感。她相信中國線記者有其重要價值:

「在中國境內,除了香港傳媒,沒有其他傳媒可以將內地人的故事告訴其他人。如果連香港傳媒都不關注他們,他們的聲音便會消失。」

她指香港記者現時仍有僅餘的空間報道內地新聞:「因為《逃犯條例》沒有通過,內地政府不可以到香港拘捕記者,所以保障香港記者的防火牆仍然有效。」

陳妙玲(左一)與其他記者 採訪2015年全國兩會。 (受訪者提供)

中港媒體觀差異大 官方收緊空間為大趨勢

前中國組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認為,傳媒對中國官方而言是宣傳工具和傳聲筒,它的作用是「報喜不報憂」。他續指,內地有一種「防火、防賊、防記者」的思維, 記者好比火災般危險,必須提防及嚴加打擊。內地傳媒欠缺西方社會第四權獨立監察的作用及新聞自由,因此並不能如香港一樣隨意拍攝採訪。

對於內地新聞自由於反修例運動後進一步收窄,呂秉權表示:

「反修例運動更明顯引起官方對香港媒體的防備,記者在運動裏的工作相對敏感,對官方而言也是運動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便會進一步提防或者打擊香港記者。」

內地的新聞自由持續收緊,呂秉權說記者小則被要求刪片,大則被公安帶走,及剝奪採訪資格。他又指,官方針對香港傳媒,旨在阻隔兩地資訊流通,擔心群眾會互相支持社會運動,因此現時香港記者或會因擔心人身安全,比以往少到內地報道。

呂秉權指內地新聞自由於反修例後進一步收窄,反修例 運動更明顯引起官方對香港媒體的防備。(李慧珊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