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疫症蔓延 民間自發搶救

站在高樓的懸崖邊,她想過一躍而下,想讓罪疚感隨生命消散。她不為自己做過甚麼而懊惱,卻為自己沒有做到甚麼而自責。經歷「手足」自殺而未能阻止,虧欠的感覺揮之不去,彷彿她的一呼一吸都是罪證。

這是「陣地社工」成員林敏暉曾經接觸過的個案,一名二十多歲的女生,因無法阻止反修例運動「手足」輕生而自責,內疚感令她差點自殺。運動至今持續逾四個月,大家或有生氣、憤怒、疲倦、內疚,甚至絕望的時候,但朋友、家人、同事間卻可能話不投機,向主流社福機構求助又有限制。當他們受到情緒困擾時,還可以向誰傾訴呢?

記者|蔡晨望 編輯|梁敏琪 攝影|梁敏琪 黃雅詩 美術|黃雅詩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在6月中旬成立「陣地社工」,現有大約四十多名成員,這些義務社工會到衝突現場提供情緒支援服務。林敏暉穿上「陣地社工」汗衫、戴上社工證,在衝突現場遊走,她曾經在警方驅散行動後,安撫一眾驚慌憤怒的街坊;也曾開導一位情緒不穩、想單獨衝入警署的女生。林敏暉說,女生一直以亡父的警察身分為傲,但近日警方執法的表現令人失望,受盡公眾指責,使她覺得這些警察令父親蒙羞。林敏暉坦言,現場做到的情緒支援有限,只能先聆聽她當刻的想法,協助她分析及釐清「爸爸並不等於這些令你失望的警察」,希望可以盡快為她平復情緒,避免她作出不理智的決定。

「陣地社工」成員林敏暉表示,無論體制內外的情緒支援,社工都需要時間與求助者建立互信的關係。(梁敏琪攝)

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無論政見立場或投入運動的程度,大眾都可能受到近日社會事件影響,而有情緒困擾。林敏暉形容,「整個香港都好像陷入災難裏面」,香港人的情緒非常繃緊,容易被不斷更新的資訊牽動。她提醒大家,「情緒會感染到你身邊的人」,我們要找方法穩定自己的情緒,適時騰出空間放鬆,讓自己調適心情。

現有體制未與社會形勢接軌 民間支援補位

現時,社會福利署及不少非牟利團體都有提供情緒支援服務,但在這次運動中,卻未必能發揮效用。社總總幹事許麗明表示,如何將現有社會服務與社會接軌,是社福界的重要課題。她舉例稱: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有提供家庭輔導,但曾有因這次運動而生矛盾的家庭,希望尋求中心協助卻不獲受理。她估計,中心的輔導主要針對家暴個案,而且有資源限制,因社會運動而出現家庭問題或糾紛可能求助無門。

她亦指出,部分前線示威者即使深受運動帶來的情緒問題所困擾,因為怕執法部門經主流社福機構得悉其身份,求助者有機會要為參與示威活動負上刑事責任,而傾向不尋求常規體制內的支援。許麗明認為,「這個群體需要靠民間組織去支援」。

社總總幹事許麗明指,體制內的支援未必能配合抗爭者的需要。(黃雅詩攝)

留意到社會大眾心靈上的需要和主流社福機構的限制,不同界別自發提供情緒支援服務,包括在工餘時間義務提供支援的社工、素人家長成立的「高牆下的爸媽」及由心理學家組成的傘後組織「良心理政」。

「休班社工」獲示威者信任
曾一日接四個企圖自殺個案

曾經在主流社福機構做過熱線輔導,現為學校社工的Key戲稱自己是「休班社工」,下班後也繼續做社工的輔導工作。他認為義務社工的出現,反映年輕人對體制的不信任。他憶述,在運動初期,年輕人若在衝突中受傷,會因為怕個人資料被外泄,而不敢致電消防救護車,寧願求助義務性質的聖約翰救傷隊:「而這種不信任的狀態,主要針對某類職業或公營機構,包括社工。」他表示,義務社工無責任、亦無需要把求助者資料呈上有關機構,所以當年輕人尋求體制外的情緒支援時,會願意對義務社工敞開心扉。

Key從網上社交平台、義務機構轉介等不同途徑,試過一日內接觸四個企圖自殺的個案,當中有人覺得生無可戀,希望以「死諫」喚醒社會對運動的關注。面對這些情緒嚴重受影響的個案,Key建議輔導者多發掘求助者的長處,令他認可自己的價值和能力,繼而建立生存的目標,提醒他們「既然你可以為運動而死,同樣可以為運動而生存」。Key又會在言談間令求助者反思自己想要得到甚麼,比如在運動中某訴求未達到,這種「想要但未擁有」的心態,往往可以成為他們在生死抉擇中臨崖勒馬的一種拉力。

Key認為,如果年輕人在生活中缺乏朋友、責任和愛的滋養,就會容易出現嚴重的負面情緒。(梁敏琪攝)

願與孩子一起同行 素人爸媽自發做「樹窿」

在超過四個月的反修例運動中,被捕者眾,當中超過700人未滿18歲,最年輕的只有12歲。

「那天遊行後我回到家看(警察清場的)新聞,不禁問自己,為甚麼我沒有留下來?但下一秒我又問自己,即使留下來我又可以做甚麼呢?」那天是7月1日,民陣遊行的同時,有年輕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媽媽Carrie本在遊行隊伍中,走到金鐘力寶中心,遇上苦苦哀求大人到政府總部外支援的年輕人。聽見他們說:「前面有班小朋友好需要你們支持」,自認「和理非」的Carrie備受感動,離開民陣建議往中環的路線,往夏愨道走。Carrie當晚未有留到最後,卻萌生起為年輕人做更多事的念頭。

Carrie現在是民間自發組織「高牆下的爸媽」的一員,三十多名關注運動的爸媽透過朋友互相介紹認識,希望可以保護在政權下如同雞蛋般脆弱的年輕人,與他們同行。這些素人爸媽曾在沙田遊行中免費派涼茶,親身以行動支持年輕人;又設立社交平台專頁,提供自己的聯絡資料,讓有需要的人可以透過Telegram求助,自己成為「樹窿」去聆聽年輕人的情緒困擾。

「高牆下的爸媽」主要透過Telegram接觸求助者。(梁敏琪攝)

Carrie表示,他們接觸的個案主要是圍繞家庭問題,例如父母與子女政見不合。身為媽媽的她,會嘗試以父母立場帶出「沒有父母不疼愛自己的子女」的信息,希望求助人明白,也許父母的表達方式不恰當,但他們的關心,甚至責備,都是出於愛。Carrie稱,他們成為「樹窿」前有接受過情緒輔導課程,爸媽中也有社工及心理學家等的專業人士,但他們的「支援」最主要是聆聽,當年輕人自覺孤單、不被理解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身邊有願意聆聽的同路人,讓他們抒發情緒。

集體心理創傷 在人鏈中歌聲中互相慰藉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由2009年開始就抑鬱症狀及自殺念頭作精神健康追蹤調查,在6至7月受訪的1,269名成年人,出現懷疑患上抑鬱症的比率為9.1%,是10年來最高;而潛在自殺風險為4.6%,較2014年雨傘運動時錄得的3.6%高。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為這是「精神健康疫症」,呼籲大家關注自己和親友的精神健康。

臨床心理學家彭馨兒是傘後組織良心理政成員,組織由一群關心社會的臨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組成,在這次運動中亦有提供情緒支援。她指出,反修例運動為香港帶來的集體心理創傷,具社會性影響。運動自6月中旬開始,示威者行動和警方執法強度逐漸升級,連月來多次發生的衝突,令市民的情緒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無論你因為社會事件而感到傷心、擔心、內疚或厭惡,這些情緒其實反映出你有一些需要。」彭馨兒解釋,其實每種情感都有意思,例如你感到傷心,是因為對社會有盼望,但現在目睹社會變得紛亂,你為此感到失望。她又提醒,要慢慢理解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硬要令它消失。

彭馨兒擔心,運動累積大眾對社會的憤怒和失望,如再有轟動性的事件發生,社會情緒將一觸即發。(梁敏琪攝)

隨着運動繼續發展,除了依靠社工、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和其他民間團體提供的情緒支援外,彭馨兒認為,其實社區可以透過各種人與人互相連繫的活動,達到自我療癒之效。她說:「運動的本質就是『無大台』,參與者其實很孤單。如果有自發的公眾活動可以讓大家一起參與,就可以連結到更多人,互相慰藉。」運動中除了衝突,亦有在獅子山「和你拖」連成人鏈、各區連儂牆「撕一貼百」,甚至是簡單如窗外高叫口號、在商場齊聲高歌,種種連結也表現出大家互相扶持。

本文其中一位受訪者,註冊社工Key在10月31日在太子站附近的休憇處休息期間,被正在追捕示威者的警察用警棍打至頭破血流。他頭上有兩處傷口,其中一處長7厘米,縫了5針,手腳均有受傷。(11月2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