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終審法院為「公民廣場案」作出終極裁決。雙學三子上訴得直，不需再返回監獄服刑；但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頒下判詞，謂雖然香港承認公民抗命，但採取的行動必須是和平非暴力。如果事件涉及暴力，即已違反刑事法，屆時以公民抗命作為輕判請求之比重就不能佔太多，可見往後社會運動若再帶來同類暴力事件，法院將嚴肅處理。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視判詞為糖衣包裝的嚴厲判決，令日後的示威者需面對更苛刻的刑責。
除了「公廣案」的判詞外，近年來因參與社運相繼被捕或入獄的示威者愈來愈多，刑責亦有愈趨嚴重之勢。面對這改變，站在前線的示威者，是退還是進？是繼續將行動升級，還是轉換跑道、以不同手法繼續表達訴求？
記者｜杜廣霖 編輯｜林心怡 攝影｜林心怡
前線的掙扎 後援的矛盾
20歲的Alan是屯門區一學校的中六生。從雨傘運動開始，他一直站在社運前線。2014年雨傘運動佔領龍和道那天，他站在第一排，手持自製盾牌抵擋警方推進。衝突中，Alan的頭部及小腿均被警棍打中。警方一擊將警棍揮向他的頭與盾牌之間位置，力度之大令他頓時失去重心，整個人跌坐在地上，無法站起來。此時Alan的手踭及小腿原來早已滲血，後排的抗爭者見狀馬上抬他到後方接受治療。
回想這次經歷，Alan猶有餘悸。想到媽媽因他徹夜沒有回家而在沙發等了整個晚上；想到自己或未能承受漫長審訊甚至罪成的後果……他開始反問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抗爭帶來的風險，甚至懷疑自己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是否必要、正確。
這些問題他都沒有答案，卻不想因而停下腳步，於是，略懂急救技巧的他選擇轉換身分，成為公民救護員，在矛盾及掙扎中找個平衡點。
看過「公廣案」的判詞後，Alan直言這會增加他日後參與社運的壓力。他認為判詞讓政府任意演繹「暴力」二字，更聽聞有公民急救員因隨身帶備醫護剪刀而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感歎自己即使選擇轉換身分支持社運，最終或都會與前線衝擊的人落得同一下場。
社運墮雲霧 落區見光明
參與者擔心風險增加，身處領導社會運動組織中的Benny，又有另一看法及體會。
由中學開始，直至現在出來工作，25歲的Benny一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早年香港眾志成立之際，他更獲組織主席羅冠聰邀請加入，成為創黨至今的成員。一路走來，他曾兩度因參與行動而被捕，幸好最後都沒有遭到檢控。
以往一再被捕，Benny說並沒有想過退下來，皆因從前慣例的判刑不太重。他笑說：「那時候覺得即使被判刑三個月，兩年後都不會有事，因為兩年後就可以稱自己沒有案底。」
「那時候覺得即使被判刑三個月，兩年後都不會有事，因為兩年後就可以稱自己沒有案底。」
因此在香港眾志成立之初，除了參與活動，Benny甚至有份策劃大大小小的行動。不過，就「公廣案」判詞的新指引，他認為對策劃者與領導者的刑罰比參與者更嚴苛；加上踏入職場後，能抽身籌劃的本錢更少，相信日後未必會再成為活動策劃者，只是如果將來群眾再有衝擊，他才考慮參與行動。
除了判詞，近年因社運或政治原因而被捕和判刑的人愈來愈多，Benny估計日後會更少人發起類似的抗爭運動，反而大眾將更重視服務地區，或成立一些小團體及組織做社區工作，正如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常委周庭被裁定參選立法會補選的提名無效後，現時的香港眾志亦把焦點放回地區工作上，以不同的方式服務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