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是處理人性化問題
文浩正認為律師所處理的，是案件人性化的一面。他舉例說，爭產案表面上是法律問題，實際上是家庭關係的問題。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2010年的馬尼拉人質事件。悲劇發生後，他與死傷者家屬飛往馬尼拉，作為其中一位律師代表，與當地司法部長商討賠償問題，事件糾纏了四、五年。這幾年間，文浩正不只是一個代表律師，更給予輔導和支持，陪伴家屬度過悲傷的日子：「現在回看易小玲或者謝廷駿一家人，我不能說他們可以忘記這件事，但他們都繼續堅強地生活下去，這令我覺得很難忘。」
案件表面上是索償案，但文浩正著意的是還家屬一個公道，而不是賠償金額的多寡。
文浩正又想起了初出茅廬不久的一次驚險之旅。2005年，他才不過成為律師一、兩年，就要到泰國打官司。案情指幾位屯門漁民出海捕魚，駛至懷疑泰國水域，被泰國警察搜出大量毒品。文浩正當時隻身飛到泰國協助他們，但由於語言不通，過程中驚險萬分，曾經為了要見當事人而與警察起爭執。現在他回想起來都有點害怕，但當時卻只知道「衝衝衝」。他更到泰國刑事法庭代表漁民出庭，為他們奔走尋找當地律師和證人，但案件上訴至泰國最高法院，漁民最終敗訴，被判死刑。
律師的職責到此本應完結，但本着「幫得就幫」的想法，文浩正沒有放棄，繼續協助他們爭取特赦，聯絡外國機構和名人寫信給泰王，當中包括英國查理斯王子，最終漁民獲特赦，改判終身監禁。事隔十多年，漁民仍在泰國監獄服刑，文浩正與他們仍有書信來往，看看能否幫助他們回港服刑。
義務律師的時間與心力
猶記得雨傘運動期間，文浩正與其他義務律師輪流「當更」，當有人被捕時，便會到警局提供法律支援。當時半夜收到電話，他會跟家人說一聲「不用等我睡覺」，便出門前往警局。他指：
「我們沒有想到佔中會持續79日，大家都很辛苦。幸好有很多義務律師願意幫忙，黑麻麻都肯出去，願意『走走糴糴』，才能度過這麼長時間。」
文浩正義務提供法律協助的案件，大部分都與社運相關，包括利東街重建和皇后碼頭拆卸等，他亦在那時認識了現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他們之間的關係似是「戰友」，朱凱廸形容：「彼此都覺得對方很重要，（立法會）選舉從頭到尾的官司都是他幫忙。我覺得他似一個保姆，令到我好放心，不用理會法律風險，但我想，他其實是我認識的律師當中最忙的一個，我猜他同一時間處理幾十宗官司。我覺得他又像解簽人，見完一個又一個，或者好像看醫生。」文浩正承認很少時間見家人，幸好家人很支持他的工作。
義務律師看司法制度
文浩正稱義務處理的案件以往可能幾個月才有一宗，自雨傘運動後則一宗接一宗。作為律師，經歷這些年的社會政治變化，他也有灰心沮喪的時候。去年他為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頌恆處理宣誓風波時，人大突然釋法：
「不是爭辯法律條文，有少少『大石砸死蟹』，在律師層面可以怎樣呢？法律意見就是，人大有權釋法的。」
文浩正表示他雖然不一定同意社運人士的理念，但他希望保障社運人士法律的權利，所以願意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援。對於法治，文浩正表示暫時仍有信心，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優秀，但社會上的風雨飄搖會影響法治，所以香港需要一個合適的民主制度，令法律能「站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