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強而有力的反對派」──專訪曾鈺成 — 《大學線》

「香港需要強而有力的反對派」──專訪曾鈺成

曾鈺成快步走進會議室,身穿一身筆直的中山裝,黑色身影只有頭上幾條白髮對比,與他身後鮮豔的橙色牆壁格格不入。他坐下,把智能手機反面放在桌上,還不忘準確地調整擺放的角度,手機殼也是黑色皮革,沒有一絲花巧,令人想起他曾經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數學家。

數學家做不成,反而搞上政治,在政壇縱橫廿載,年屆七十從未言休,卸下立法會主席一職後仍不時在報章、電視上出現。數學講求規律,他卻說自己比較放任,連想法都與中央不盡一致。或許正因如此,他雖然多次表示有意出選行政長官,最後還是失去了機會。

記者│余茵娜 編輯│蔡可人 攝影│艾博瑜

與中央想法有時不一致
年輕時在傳統左派學校任教,到1992年創立民建聯,曾鈺成可算是「老左派」,不過在今年特首選舉裏,仍不獲祝福,他在以往的訪問中提到,曾向中央表示,如果沒有人「出來」,他就會參選,中央的回覆卻是不支持。雖然未有說明原因,但曾鈺成坦言,中央希望行政長官在政治問題上與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他卻與部分中央官員在一國兩制或香港管治問題上的想法有距離,他更不諱言:「一國兩制要成功,一定要有強而有力的反對派陣營。」他估計這是不被中央接納的原因。

從23條立法、國民教育、831框架,反對派均有阻撓,使這些政策無法實行,有些中央官員認為反對派「搞搞震」,必須予以打擊。然而,曾鈺成深知港人對中央沒有充分信心,在這些「緊要關頭」,涉及到香港人擔心的事情,就正正需要反對派發揮制衡作用。

曾鈺成(中)以「放任」形容年輕的自己。(受訪者提供)

「中央做每件事都是為了香港好,但畢竟大家有很多價值觀不同,100件事可能有一兩件是我們不想見到的,而建制派(因為相信中央一定為港人好)未必反對,唯有靠反對派頂住,令香港人不致失去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曾鈺成舉反國教事件為例,作為建制派,他並不覺得國民教育有問題,但明白有些市民有顧慮,若不是反對派反對,政府便可能已通過國民教育。

在外界看來,曾鈺成對泛民包容程度高,尤其在擔任立法會主席八年期間,更有指他與泛民「走得近」。一聽到這個詞,他立即皺起眉頭,神情嚴肅地反問:「甚麼叫做走得近?和長毛去旅行算不算?」兩次選立法會主席,泛民完全沒有投票給他,他反問「這叫走得近嗎?」他認為這些說法有誤導,他不會支持反對派,但一國兩制要順利執行,需要容許反對派的存在。

曾鈺成在多個訪問中都提到自己大半生隨遇而安。但多年擁護中央,最後卻連選特首的閘口都未能到,難道不是個挫折?曾鈺成聽罷立刻挺直腰板否認:「不是!我很開心,這是事實。」他自認理性,有阿 Q 精神,正如他在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卻因到左校教書而當不成數學家:「這樣挺好,至少我可以哄自己,如果做了數學家,也許是本世紀的愛因斯坦。」他表示,也許往後仍有人會說「如果當年是你做(行政長官)會更好」,不然做了之後才被批評,「很慘的」。

愛嬉笑怒罵 自認從小放任
曾鈺成說得瀟灑,但特首選戰期間,他的專欄又是謎題、又是數字遊戲,若不是耿耿於懷,會如此上心嗎?聽到這裏,曾鈺成抿著嘴笑說,有人說他「恨做」特首,又有人說他妒忌梁振英,對於這些評論他一笑置之,反問記者:「你覺得(文章)好睇嗎?(記者點頭)寫文章最緊要好睇。」他說自己是言之有物,不是「生安白造」誣衊他人,以嬉笑怒罵的心態面對嚴肅、沈悶的政治議題:「有些人一開口就說教,沒意思。」

曾鈺成畢業後到較多規矩的培僑中學任教,坦言遇上文化衝突。(受訪者提供)

嬉笑怒罵的心態、放任的性格,也許要從他就讀聖保羅書院說起,曾鈺成憶述求學時期做過的事:上課時吃米通,故意發出「索索聲」引老師注意;同學打瞌睡,就把他的書包一個同學接一個的傳出門外;身為風紀卻在課堂上打撲克牌、吃波板糖。如果這些發生在今日的學校,他大概已經被記下許多大過,但他直言,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風比較自由,即使犯錯,校長都只是叫他向老師道歉,沒有甚麼嚴重後果。

這些教育造就了今日的曾鈺成。他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本想到美國進修,因當時美國政局不穩,因緣際會下進入了親中背景的培僑中學執教鞭,從此告別研究數學之路。培僑中學比較嚴格、講規矩,他放任慣了難免有點出格,令一些老師側目,例如他不處罰欠交功課的學生、又以100元一題鼓勵學生做數學題,說起這些教學點滴,他也不禁竊笑。

活到古稀之年,曾鈺成表示,他一生做事有兩個準則,一是他認為好的事,二是他享受的事,無論是老師、校長、議員、或立法會主席,全都是以這兩個原則出發。至於特首,他指這個職位當然是好事,亦不會承認自己一定做不好,但畢竟年屆七旬,不論精力還是學習能力都有限,要做好確會十分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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