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傑
《大學線》的專題組別的報道一般較容易成為封面，既然說得上是封面，難度也比其他組別高，於是，今期的專題組過題也經過重重困難。經歷數次會議，最後，我提出了一條很多學生記者都不感興趣的政治題目──六七暴動。
適逢今年是六七暴動四十五周年，加上特首選舉的刺激，市民對政治的興趣多了，配合傳媒探討一些政治敏感新聞，諸如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也是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三月票選前夕，前中共地下黨黨員梁慕嫻突然回港，出版新書，並宣稱梁振英擁有地下黨員身分。一時間全港陷入一種對共產黨黨籍猜疑的情緒。
這次採訪六七暴動的回顧，與很多老一輩的人會面，他們有愛國人士，有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普通市民，更有前中共地下黨黨員的專訪，各人盡訴自己的立場。作為一位記者，如何能夠客觀、不偏不倚地報道事實，也頗考工夫。親中人士認為當年是「反英抗暴」的愛國表現，但亦有受訪者對當年左派人士的抗爭反感，到底歷史的真相該由誰定奪？當梁慕嫻憶述六七暴動的時候，她突然忍不住流下淚來，看見一位年屆八十的老人家對著我這個年輕人感觸落淚，記者的理性很容易就會被感性覆蓋。
在政治上，沒有感性的區域，只有相信與不相信。但記者每天處理工作時，除了需要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外，也會流露出感性的一刻。說到底，記者撰寫的每一篇報道也是一個個人性化的故事，理性和感性面，二者皆需要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