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楊麗君 記者及攝影│王瑾 廖品昀
史無前例的佔領運動在香港展開，消息在內地受到全面封鎖，相關圖片以及包含敏感詞彙的言論，通通屏蔽。然而在香港生活的一群內地人，離開了強權築下的資訊高牆，親身面對這場民主運動，有人選擇不聞不問，繼續活於牆內，也有人帶著矛盾的身份積極參與，守護中國境內僅有的一片自由天空。
六四是反思的起點 頓覺身在牆內
五年前從上海來到中文大學讀工商管理學，現為《明報》編輯的孫賢亮，差不多每天下班後都會到旺角佔領區走一走、坐一坐，有時甚至會徹夜留守，直接睡到天亮才回家洗澡上班。除了睡覺的時候，其餘時間他都會在最前線守著鐵馬。有一次，他沿著彌敦道走到佔領區，去到亞皆老街時，前方的人群突然打開了雨傘，他心想又要起衝突了。看著警察凶神惡煞的臉，他抓著手機的手不免顫抖，遲疑著要不要退後一點：「公權力的蠻橫粗暴與我如此近切，生在算是有序平和的上海，之前從未有過如此切身的體會。」
從牆內走到牆外，孫賢亮反思的起點，是由認識「六四」開始。從前，「六四」對他來說，只是歷史年表上的一個事件，具體的來龍去脈和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他通通都不知道。來港後，偶然和朋友看了一套以「六四」為背景的話劇，吸引了他去翻看更多「六四」的資料，才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活在謊言中。香港的資訊和言論自由，讓他有機會了解到「六四」的前因後果，為他帶來了思想啟蒙，身邊的香港學生對社會的關心，也令他開始反思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意義。
身份尷尬 投入感弱
事實上，內地生熱衷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也並不是新鮮事，但他們在過程中，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到底自己是以甚麼身分去參與這件事？
九月底學聯發起大專罷課，正在中文大學讀社科院的王昇（化名），是其中一個參與罷課的內地生。但原來，在罷課的第一日，王昇還未決定要不要參與：「我那天上午是有一節課的，班上有二十多人，但那天只有十多人出席。上那節課時我感到特別不安，因為我每天都在學習這些東西，在說追求民主、自由，我覺得它是好的。到了這個時刻，如果我甚麼都不做，我會很自責，有負所學。」
最後，他不再管自己的身分在這件事上有多敏感，去到添馬公園參與義教課堂。王昇認為這些課堂集合了社會上不同的聲音，當中的討論非常有意義，能讓他對相關課題有更多的認識和思考，因此幾乎每天都會來聽課，比很多香港學生都更加積極。
緊接著大專罷課發生的佔領運動，王昇就沒有再參與了。他同意運動背後的理論和價值，但因為代入感不強，所以無法鼓起勇氣參與違法的行動，去不了那麼遠：「我相信不止我一個人，而是整個內地生群體，代入感都是很弱的。有很多原因，例如是運動本身那種本土化的言論和元素，這是『我城』的事情，『自己的香港自己救』之類。」王昇雖然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多，但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香港人」，也害怕因此而影響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道德與個人利益的權衡
王昇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孫賢亮就曾在二零一三年，因為聲援《南方周末》的編採自由，並接受了《蘋果日報》的訪問，而被內地當局找去「飲茶」。一開始，他身在香港，公安局打他手機不果，便在電話留言，警告他再不接電話，就會打電話到他的家裡去，還表明當局清楚知道他的住址。後來他回家過年時，就被請到去公安局問話，但他卻並不因此而害怕：「你只是在增加我的道德歷練而已。我之所以不害怕，是因為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確的、正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