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自發佔領 以崇基小組作例 — 頁2,共2 — 《大學線》

學生自發佔領 以崇基小組作例

 政局風雲色變 學生走上狂潮的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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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揚在佔領區為佔領者打氣,呼籲大家堅守下去。

「夜話」翌晚,黃之鋒呼籲市民重奪公民廣場。隨後兩天,不少學生和市民留守在添美道一帶聲援學生。直到廿八日凌晨,佔中三子因應時勢提早啟動佔中。當日下午,約三萬人佔領夏愨道至干諾道中一帶的六條行車線反包圍警方,而警方為驅散人群,破天荒地施放了八十七枚催淚彈。當晚午夜中大百萬大道罷課大會,議決中大同學無限期罷課。而崇基學院的同學在罷課大會後,也自行開會,決定將本來只是打算把酒論政的「崇摺」,變成一個崇基人的網絡,「崇摺行動」自此正式開始。一班大學生,就在時代和良心的感召下,被推上了佔領行動的前線。

「崇摺行動」並無領導者,因為大家都是崇基學生,大都在學校的活動內碰過頭,互相認識,而且大家都是社運初哥,談不上誰領導誰,只是粗略分行動組和後援組。首幾天,行動組以劉思揚為首,因為他認識一些學聯的人,也因他曾參與七月二日的預演佔中,有與警方對峙的經驗。九月二十九日佔領首天,他曾呼籲三十多人到銅鑼灣和灣仔的佔領區,在前線參與抗爭。並以智能手機的即時通訊軟件設立群組,隨時交流訊息。

而後援組在校園做宣傳工作,例如製作橫額和單張,宣傳雨傘運動。也會製作「抗爭道具」,收集膠樽、紙皮後,通宵趕製出一批批用以阻擋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紙皮盾」、面罩,再送往現場。在沒有衝突的晚上,人一樣高的「紙皮盾」可墊著睡,一物二用。

漸覺群龍無首 自己香港自己救

「本來我希望我們這一群相熟而且有默契的人,走到前線,讓大會指揮我們,在一個分區裡協助他們的行動。」佔領第一天下午,劉思揚知道金鐘已有足夠人留守,大伙便應呼籲到銅鑼灣幫忙。但眼見當時有大約萬多人,人群中連物資站都沒有,人群又一邊坐得很逼很辛苦,一邊又坐得太疏落,劉思揚就問大台來自土地正義聯盟和學聯的人有什麼可以幫忙,但大台上的人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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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多天,劉思揚在公民廣場前倦極入睡。

當時的「大會」令他留下不太好的印象。劉思揚唯有與崇基同學一起「膽粗粗」走到怡和街,拿著自己帶備的揚聲器,第一次在現場控制一條街。想不到昔日在學校辦迎新營的經驗,竟在抗爭之時大派用場,崇摺成員分成小隊,有人去叫人坐得鬆動一點,中間清空一條通道給行人,有人去設立和運作物資站、救護站,並組織現場人士幫忙等,頃刻間便令地方變得井井有條。劉思揚說:「我是第一次發號施令,組織現場,當然有點緊張,本想聽命指揮,協助大台,怎麼知道原來沒有指揮。」

翌晚,劉思揚和崇摺成員還繼續勉強應呼籲到灣仔警署總部外幫忙。然而,他眼見運動的氣氛明顯較幾天前低落,步入膠著狀態,認為需要作出一些行動,例如封鎖警總對開所有路口,令所有警車不能出入,逼使警方有行動,令佔領行動升級。先勿論劉思揚的想法是否恰當,但當下學聯根本連同意或反對也下不了決定:「當時學聯很混亂,控制不到場面,沒有時間理會,亦不敢去贊成或反對……甚至我和學聯決策組商討,他們也拿不下主意!」自此以後,他便再沒有怎樣留意學聯的呼籲。

衝擊與否 各人都有不同意見

不僅學聯不能指揮這班大學生,學生之間很多時都是個別行動,沒有特別的集體決定。面對政府一直不願回應集會人士訴求,劉思揚一直害怕運動會在膠著中漸漸失勢。十月二日兩大校長到佔領現場探望示威者當晚,劉思揚和五六個崇摺行動成員,討論應否佔領龍和道:「只有我和另一個成員覺得應該衝擊,但其他同學則擔心若連餘下的一條灣仔北交通要道都佔領,確實會阻礙了別人生活,輿論會對我們不利,也會破壞佔領行動的形象。」但劉思揚隨後又想:「佔領旺角的人也是這樣衝出去,天曉得有什麼輿論?輿論這些事擔心不來。」基於崇摺只是一個組織同學的網絡,沒有「集體行動」的意識,各人尊重彼此的決定。劉思揚和另一位同學最後衝擊龍和道,其餘同學則留守在立法會附近。

無論如何 香港從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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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揚被警察拘捕時,眼部及面部受傷。

回想當初,直至佔中第三次商討日,簽了意向書決志佔中的,只有二千五百多人。但到運動真正發生時,第一個星期,竟然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金鐘集會,更遍地開花,在灣仔、旺角和銅鑼灣等地方都有人自發佔領。參與人數之多、時間之長和方式之多變,正是這場運動震撼之處。這個月裡,劉思揚走在前線抗爭,經歷過被警察打傷和被捕,也面對著家人和學業的壓力。但每當他想到仍有戰友在佔領區留守,他便覺得自己不能置身事外。雖然他現處保釋期,不便再站上前線與警方抗衡,但他不時會到佔領區支持留守的崇摺戰友,希望一起堅持到最後。這場運動的結果難以預測,只能肯定的是,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劉思揚和無數個崇摺行動,已經令香港從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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